确实有这个问题存在。常言道，任何一个聪明人也经不住一个傻子连问二十个为什么。这句话背后隐含的真理是，聪明的人在叙述或解释任何问题时，总有一个逻辑起点成为他的盲点，那就是不必论证和思索的终极依据，人们可以用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等等成语来指称它，可它就好比人的眼睛，人用它来看一切，可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见自己的眼睛。可是，当那个固执的傻子全不理会什么叫“不言而喻”，什么叫“不证自明”，什么叫“理所当然”，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时，聪明人就常常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了。同样，一种文化，一种知识或一种思想，也同样有这个支持的起点，后来的人们有的把它叫做“基石”、有的把它叫做“共识”，还有的把它叫做“预设”。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在他那本得以成名的《西方的没落》中分析各种文化时发现，每一种文化的根基，都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概念，它是这种文化所特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基本的象征，它提供出对于世界的理解，这种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都由这种象征的建立所决定。思想家福科(Michel Foucault)的《性史》中也曾经有类似的说法，只是福科没有把它当做“象征”而是把它叫做“共识”，他说，这个共识仿佛一个无意识的结构，但是它却是“联结一切修辞、科学与其他话语形式的一种总体关系”(《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而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说得更虚玄一些，他把它算成是“终极原则”，他说：“这些终极原则和对它们的认识独立于个体心灵的变化和相对性之外，他们是不变的、永恒的光，既显现在思想的基本范畴里，也显现在逻辑和数学公理中”(《文化神学》，陈新权等译，工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也许，古代中国人把它叫做“道”，但是，在这部思想史中我把它叫做“依据”。 在历史的传统中，人类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观念和主体意识，所谓“形成”仿佛是不断地皴染和涂抹，于是在意识的最底层形成了一个深幽的、被遮蔽的背景，以它为支持的依托，建构了一个知识与思想的系统，它仿佛树根，支撑着树干、树枝和树叶，给它们提供存在的水份与营养。这个背景作为一切知识与思想的依据，实际地控制着人们对一切的判断与解释，赋予知识与思想的合理性。从这个背景形成起，它就反过来不断地被知识与思想确认，当历史又一次一次地向它表示了认同之后，它已经“束之高阁”而很难被彻底说清楚了。大多数时间中，这个包含了理解的框架、解释的结构、观察的角度和价值的标准的背景，始终是知识与思想的绝对的终极依据。有了这个依据，知识与思想就建立在一个似乎稳定的平台上，就仿佛那个怪人或那只大象有了坚实的立足处，托举起整个宇宙，使知识与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可以互相诠释的网络。这个网络给人们一个印象，即一切都在它笼罩之内，没有什么可以逃逸出它的视野，没有什么它不能解释的，于是，没有“意料之外”的突然变化，没有“出乎意外”的惊人断裂，一切都在已有的知识与思想中绵延与扩张，在它所支持的象征或符号系统内，人们了知一切并获得安全感。 知识的丰富与思想的复杂在时间流逝中把这个背景和依据渐渐隐没，各种知识与思想从这个根基中长出来，仿佛向上伸展的枝叶向着天空，有了各自的领域，歧异的视角和不同的思路，于是，庄子曾经很悲哀地感叹“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但是“裂”并不意味着与终极“道术”脱离而只是各得其一，“诸子出于王宫”的说法虽然未必是历史的真实，但也可以移来作这种知识与思想分化现象的象征。当“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时候，人们针对着不同的环境和问题作出反映，于是有了儒、墨、道的不同思路，也有了各种数术方技家的不同技术，还有了各种实际执掌政权者的不同策略，而各种“传”、“论”、“撰”甚至是“抄”的著述，在那个共同的知识源头中各自刺取若干，就仿佛息壤一样繁衍出种种著作，演成了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场面。但是，尽管如此，古人还是隐隐地意识到这种“依据”的重要性。正如近年阜阳出土的汉简《万物》一样，这篇讨论药物的药性、疗效及采药方法的文章一开头讨论的不是药物本身，而是终极的问题“(天)下之道不可不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阴阳(之)代不可不知也”，因为那个深深的背景却始终隐隐支配着他们，使他们各自都能够自信自己可以确实地解释宇宙、社会与人类，并拥有合理的知识与思想。 当局者迷而旁观者清，一些国外思想史家已经看到并阐述了这一点。随便举两个例子。那个并不懂中文的爱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世界宗教史》中讨论中国古代的思想，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世界的起源和形成问题，虽然是老子与道家关心的话题，但这显示的是古代关于宇宙创造的思考，因为老子及其弟子是古代archaique神话传统的继承者，从道家使用的关键词——混沌、道、阴、阳——也被其他学派使用这一事实可知，这应当是古代中国普遍的思想。”爱利亚德的这个说法很对，我已经注意到，在古代儒家、墨家、名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等似乎可以分出思想流派的思想背后，确实有一种共同的知识系统作为背景，在支持他们各自的思想拥有合理性，而那些各个思想家都在使用却无需论证的关键词语的背后，就隐含着这个不言而喻的终极依据。哲学家郝大维(DavidL.Hall)和深通中文的汉学家安乐哲(RogerT.Ames)在《孔子哲学思微》中，就曾经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许多孔子研究者的缺陷是“无法找出能明确表达支配中国传统的预设”，他们所说的“预设”就是我们所说的“依据”。他们说：“预设”是“指通常人们没有讲出来的那些前提，这种预设是哲学讨论的基础，它使人们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孔子哲学思微》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他们认为，内在论的宇宙、概念的两极性和传统作为解释的背景，是古代中国思想不言而喻的“预设”，他们说，由于这些“预设”，使得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与以外在的宇宙本体论、两元性和一切由理性作为解释背景的西方人不一样了。大概，这个关于“预设”的思想和史华兹(BenjaminI.schwartz)有些渊源关系，史华兹在他那本著名的《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最后也曾经提出过，古代中国各家思想的共同预设是三点，一是一个无所不容的社会政治秩序观念，中心在以宇宙为本的王者的观念，二是一个涵盖天人的秩序观念，三是一种内在主义的(immanentist)的整体观念。 爱利亚德和他们的说法当然很对，可是，我总觉得，似乎爱利亚德的问题还是没有追问到底，而郝大维、安乐哲以及史华兹各自所说的三点也并非平行的。作为古代中国的一切知识——不仅是各种精英思想与学术，也包括其他各种并非经典的知识和技术——的绝对的预设(Absolute presupposition)，古代中国那些知识、思想和观念还有更幽深的来源和更基本的依据。我很想充当一回那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傻子，追问思想史：那些关键词是怎么来的？它们为什么可以通用？内在的宇宙论、概念的两极性和历史作为解释背景的习惯或思路又是怎么确立的？那些观念凭什么可以充当不证自明的“预设”或不言自喻的“共识”？换句话说，就是它们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是由什么来确立它们自身的合理性呢？ 很多似乎天然合理的事情，其实未必是“天经地义”，只是在一段历史时间中逐渐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追根究底的话，它并不是在坚不可摧的基础上。列维-斯特劳斯曾经在《忧郁的热带》中说过一个关于文明社会的法律与监狱的例子。在我们看来，法律意味公平，监狱象征正义，可是他却用食人族的习惯指出，“食人肉的习俗认为，要处理那些危险人物，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吃掉，吃掉就可以使危险消弭于无形，文明社会则采取把危险人物排出社会体外，把那些永久的或暂时的危险与自己隔绝，使他们失去与自己同胞接触的机会”。食人族的食人习惯，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之所以说“不可理喻”就是它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理”。可是在二十世纪，人们逐渐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没有什么持久永恒、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但是，历史上的很多道理却来自历史深处，它们依托着一些后人已经习以为常的经验与知识，由于习以为常，所以常常不再追问。 这让我们想到古代中国常说的那个“道”，关于这个“道”，古代有两句话是常说的，一是《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因为它深藏在思想史的隐秘处，只是遥遥地影响着思想与知识，所以它“不可道”；二是《易·系辞》里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为什么不知，因为人们已经习惯它太久太久了。我想，古代中国的人们最容易感受到并且最能笼罩一切的，后来的中国人最容易习惯却又时时不离的，可能就是作为空间与时间的天地。 于是，又有一句古老的话语到了我们的嘴边，“天不变，道亦不变”。 这个“道”确实来历久远，也确实与“天”相关。我在这部书的开头就讨论考古发现中良渚玉琮、濮阳蚌壳龙虎和凌家滩玉版对于思想史的意义，这就是希望说明一个推测，很可能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很多很多知识与思想，都是在天圆地方、阴阳变化、中心四方这些本来来自天文地理的经验中产生并且奠基的。古代中国的知识与文化最早是掌握在巫觋手中的，巫觋的职业与天象与地形有关，天象与地形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时间与空间的框架，宇宙间的一切都在这种框架中各就各位，古代中国关于天圆地方、天道左旋、中央四方、阴阳变化、四季流转的意象，通过象征的暗示和仪式的神化，在人们从此及彼的类推中渐渐作为天经地义的起点，在人们心中成就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和思想。永恒不变的“天”成为永恒不变的“道”的背景，永恒不变的“道”支持着相当多的“理”，道理赋予很多很多知识以合理性。事实上，这个“天”渐渐已经不再是人们看到的“天象”，它由于人们的经验与观测，在古代中国的生活世界中成了“天道”，暗示着所有的合理性，建构了知识与思想的“秩序”，在长长的历史中，它凭借着仪式、象征和符号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整套的观念，又由于类比和推想，渗透到一切的知识与思想之中。像与天相关的“明堂”、“圜丘”等场所和“封禅”、“郊祭”等仪式，像仿效天象把各种建筑置于一个有序空间的皇宫与帝城的设计格局，像对应天象四季、十二月、三百六十日来解说人体的生理构成，对于古代中国人的严肃意义，决不是今天的人们可以领悟的。“唯初太始，道立于一”(一)、“一贯三为王”(王)、“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说文解字义证》卷一“一部”，齐鲁书社一九八七年版)，那些看起来似乎并不近情理的文字解说，它隐含的合情合理性，也不是今天的人可以体会的。由于这些仪式、象征、符号以暗示的方式，在人们的心目中有规律地重复那些对“天”的观念与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已经构成了迫使人们接受的话语权力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隐秘最无可抗拒的一部分。 在古代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天”这种被确立的终极依据始终没有变化。“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天然合理的秩序与规范，它不仅支持着天文与历法的制定，支持着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也支持着人们对于生理与心理的体验和治疗，还支持着皇权和等级社会的成立，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祭祀仪式程序的象征意味，支持着城市、皇宫甚至平民住宅样式的基本格局，甚至支持着人们的游戏及其规则以及文学艺术中对美的感悟与理解。所谓“天人合一”，其实说“天”(宇宙)与“人”(人间)的所有合理性在根本上建立在同一个基本的依据上。它实际上是古代中国知识与思想的决定性的支持背景，尽管古代中国关于天象的知识虽然在长时期中并不直接干预思想，但是，作为思想的支持背景，它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背景中，延续和笼罩一个文化时代的知识和思想系统被建立起来，它在一段时期内会呈现出绝对的稳定性。在这个根基上，人们运用思考、联想和表述，知识与思想通过语词似乎完美地表达着世界的秩序和存在的秩序，因为在一个时代中，知识与思想总是需要而且拥有统一的秩序。但是一旦这种根基被动摇，秩序被搅乱，知识与思想就会失去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有效性。传教士对于天象历算的知识开始并没有受到抵制，是因为它只是涉及了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当它动摇甚至是从根本上摧毁古代中国人的“天”的时候，这种终极依据的变更，就会引起思想的大变局，所以一些敏锐的士大夫才会激烈地抵抗西洋天学。从今天已经接受了西洋科学的人来看，他们确实是顽固，但是从传统思想世界的知识与思想的体系上看，他们的心思看来却要比一般人更深远，因为他们才真正地意识到基本依据的动摇意味着什么，不理解这一点而只是以今天的科学知识来轻蔑当时的士大夫，其实并不算真正地理解了他们的思想。所以，我在一篇谈论明清传教士关于天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的论文中用了“天崩地裂”这四个字作题目，我觉得，只有这四个字才能表现出那些士大夫心中深深的忧患与恐惧，也只有这四个字才能表达“天”的变动对思想的震撼和冲击。(《天崩地裂——古代中国宇宙秩序的建立与坍塌》，载《上海文化》一九九五年第二期) 可以顺便说到的是，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世界中，“天人合一”曾经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论题，相当多的学者在种种不同的心情中似乎都重新发现了这个历久弥新的命题，在“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企盼中，人们发现了重新辉煌东方文化的希望。于是，恰恰是在西方思想世界所谓“人类”与“自然”的分裂、科学技术使人类总是希望“征服”自然等等西方人自己总结出来的哲理背景下，东方人把“天人合一”从传统的文献中寻找出来，作为下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时代的证据。然而，相当多关于“天人合一”的议论，其实有时只是把它看成“自然环境保护”的旗帜或当做了“爱护野生动物”的口号，有时只是把它阐释成“人”要亲近“天”也就是大自然的意思。往往是最钟爱这个命题的人，却最容易无视它作为宇宙的时空架构和合理依据的内涵，而把它的意味限制在最实用的层面。很少有人在高举这面旗帜高喊这句口号时，对它真正的深层意味给以理解。它确实是古代中国至关重要的思想依据，但作为依据，它渗透到所有的方面，成为一切合理性的支持背景，虽然它可以引申出环境保护或亲近自然，但它绝对不仅仅是支持环境保护的旗帜和表达生活态度的口号。 当思想与知识的依据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被确立之后，它会渐渐地被忽略不计，成为不言而喻的背景而渐渐淡出，只是遥遥地在背后支持着这些知识与思想的合理性。可是，历史在不断地变动，在那些知识与思想以及使其得以确立的背景都被剧烈的变动摧毁的时候，旧的知识与思想就仿佛漂泊的无根之舟，很快就会被新知识与新思潮淹没，这时人们就不得不为自身另外寻找奠定知识与思想的基石，于是，就产生了李鸿章所谓的“变局”和福科所谓的“断裂”。当“变局”已经过去，而这些“断裂”不止一次地发生之后，时间就仿佛造成了记忆的天堑，隔着断裂的天堑，后来的人们与过去曾经拥有并依赖过的思想依据就已经陌生了，于是，思想史也需要“知识考古”——还是借用福科的术语——来为思想寻根，这时，思想史要努力穿过断裂的天堑，用自己的思路去追踪古代的思路，想象那个业已隐去的本原，并朝那个根基处靠拢，体会古代的人们是怎样心安理得地在那个基础上建立他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 古代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天经地义”，正好说的就是这个绝对的、终极的依据。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存在的，偶尔人们念头一闪，会追问自己，凭什么它是无需证明的，它有什么特权可以得到思想史追问的豁免权？但大多数场合下，人们都不会去追问它，而只是把它当做自然而然的道理接受下来，并当做所有道理中的根本道理。像《朱子语类》是一部很有趣也是很了不起的书，朱熹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了很多关于天地宇宙的道理，很多话都在告诉学生，我们如今所说的种种道理，都依托着天地原初所示的那个大道理，“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后学编辑朱熹的语录，把这一段放在卷首，就是把这个意思当作所有道理的首要依据的，就好像隋唐以来的种种类书要显示和包容所有知识与思想，就要把“天地”一门放在卷首一样，背后都透露了古代中国人可能并不自觉的心底意思。 有一次，朱熹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人’字似‘天’，‘心’字似‘帝’”，朱熹说话时并没有真的考虑过文字学的根据，只是凭着感觉直道人心的依据而已。但很巧，据古文字学家说，从字形上看，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昭示着人间一切的“天”大概真的就是指的“人之巅”，即头顶，人们用它来指称头上的星空；而古代中国人心目中运转着宇宙万象的“帝”，从字形上说，大概真的只是“花之蒂”，即花朵下的依托，人们把它引申成为一切的肇始或依托。那么，头顶上的那片苍苍莽莽的穹庐，真的能蕴涵着那么多的道理么？花朵下的那个婷婷袅袅的花托，真的能像古人所说的，与“台”、“始”、“胎”等近音字一样，作为一切的依托，暗示着一切的开始，并且支撑起古代中国人关于宇宙和人间的那个知识与思想的世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