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读《桃花扇》了，回想四十多年前接触这部名作时为之颠倒的情景，直到今天也还使人激动。在中学的课堂上第一次读到《余韵》里《哀江南》……一套曲子。语文教员孟志孙先生用浓重的天津口音在讲台上高声朗读，他念到“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时，真的是激楚苍凉、声泪俱下。这是不能不使听讲者动容的。因此，这一套曲子不只在当时，就是直至今天我还能背诵得出。当时正是“九·一八”之后，平津几乎已是华北前线，人民的感情和三百年前身处金陵的人的心情是必然会有某些可以沟通之处的。于是《桃花扇》重新成为使大家激励奋发的古典作品。不只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如此，就连号称国学大师的梁启超也在前不久出版了《桃花扇》的新注本，还用话剧的形式重行排印。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梁启超晚年整理印行了两部古典作品，另一部是《稼轩词》。这就说明，直到晚年，他还保留了尖锐的时代、政治敏感。“桃花扇热”一直延续到抗战和战后的一段日子。这中间，史学界起劲地研究南明史；戏剧界编演了不少以南明历史为题材的戏剧；还出现了与《桃花扇》同样题材的小说。这种“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平定下来。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才又掀起了另一个高潮，对《桃花扇》及其作者的无情围攻。孔尚任变成热中于功名仕进的无耻文人，《桃花扇》也成了适应清朝统治者政治需要的大毒草。这次“批判”带有此后延续十年更为火炽的“大批判”的声势和作风，具有某种预演的性质，只差不曾为马、阮公开翻案。不过不久以后，一大批新马、阮是确实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
《桃花扇》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历史剧的一个标本。作者在书前首先介绍了剧本的《本末》、《考据》、《纲领》，在每出之下还注明了事件发生的年月。可以看出作者是相当注意历史的真实的。“纲领”其实是一张人物表，但用分类排列的方法表明了作家自己的立场、观点。在全剧中，作者花了最多经营力气的人物也许是杨龙友。他被安排在“右部”中“间色”的位置上。作者说，“男有其俦，女有其伍，以左右别之。”“右部”里确实大部是女性，仅有的例外是位于李香君之下的杨龙友，和苏昆生、蓝田叔两个“合色”人物。一个唱曲的，一个画画的。在孔尚任看来，都是只配和娘儿们为伍的角色。这道理是值得想一想的。
杨龙友在《桃花扇》第二出“传歌”里出场。出场之前，先由李贞丽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龙友自报家门。接下去就是龙友介绍侯方域与李香君相识，并为他们作伐。下面的“眠香”一折中，写龙友“受圆海(阮胡子)嘱托，送来梳笼之物”；不过随即在“却奁”一出中为香君识破、退还了。在作者笔下，侯方域和杨龙友都象糊涂虫，都不及香君的清醒、严正。当然，两个糊涂虫彼此也是很不一样的。接着写复社会文的“闹榭”，则没有杨龙友出场，虽然他确是社盟中人。以下的情节是杨龙友说服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阻其发兵东下，这是为马、阮服务的勾当；清议堂议事，杨又赶到媚香楼通风报信，促方域避祸出走，似乎是作了一桩好事，但随即把香君出卖了，让她给田仰作姨太太去。不但建议，还要用强“逼嫁”，同时还说出了四条应该去当姨太太的道理。李香君以死相拒，血溅扇头。后来龙友却利用了这血污，点染成几笔折枝桃花。风雅确是风雅，但在风雅背后隐隐飘来的血腥气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掉的。孔尚任这一笔写得深刻，构思也奇突新颖。但他还是对这个细节作了反复申明，“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孔尚任的族兄，崇祯末在南京作“南部曹”)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李香君被弘光掠进宫去。方域来访不遇，只能捧着扇子叹气。此时，杨龙友又在方域面前说了他百般维护香君的经过。
这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新任“苏松巡抚”的杨龙友，在选了出行吉日，束装起马之际，却意外地遇见仓皇逃走、被老百姓痛打得半死睡在地下的“马阮二位老爷”。结局当然是各自作“鸟兽散”。杨龙友说了一句“竟回敝乡贵阳去也”以后就“竟自去了”。其实这是不确的，孔尚任出于戏剧结构的需要，在这里放弃了“历史真实”，就和写侯方域“入道”的并不遵照“历史真实”一样。孔尚任在处理杨、侯的结局时都改变了事实的原貌，但对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从而显示了他的立场和爱憎。综起来看，孔尚任把杨龙友写成了一个清客、高级篾片、两面派和丑角。有时候也作点“好事”，但总的趋向是坏事有余的。因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孔尚任为什么要把杨龙友安排在“右部”里的真实用意。在作者看来，他是只能与旧院里的娘儿们为伍的。也就是“倡优蓄之”的意思。但毕竟笔下留情，没有把他算在“戾气”里面，还要算是客气的。
杨龙友(文骢)一生的主要成就是绘画，同时他又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和散文作者。他本人是一位贵公子，崇祯后期只在江南一带作过几任小官，但是很喜欢交游、结客，朋友多半是社盟中人。只是因为有马士英这样一位阔亲戚，因此在弘光小朝廷里爬到高枝上去了，但高兴了没有多久，就碰上了厄运。他最后是在抗清战争中受了重伤，被俘，不屈而死的。这就和马、阮有很大的不同。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为文骢立传，多据徐
之说，立论持平，简而有法，传文最后说，“文骢跌宕风流，豪迈自憙。好推奖士类，其戚马士英当国，干士英者辄缘以进，故为世所诋；然其不屈也，世亦亟称之。”这些话是说得很好的。关于杨文骢的事迹和他的绘画作品、诗文著作，我们一直知道得很少。那原因也正在这里。
杨文骢的著作，过去我只见过陈夔龙所刻的《洵美堂诗集》九卷，这是按照崇祯原本复刻的，使我们借以得见原本面目。陈筱石是清朝的遗老，对他这位抗清死难的同乡有深厚的感情，他在重刻序中说，“(文骢)徒以与瑶草有连，致为世所诟病。实则侍郎全家殉国，大节孤忠，凛然于南都播迁而后。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非乡人所得而私也。”可见他的感情是建筑在超越一切的“孤忠”上面的。《洵美堂集》前有吕阳、陈立政、邢昉、史玄的序文，后三人都自称“社晚生”或“社盟弟”。看诗集的酬赠对象：钱牧斋、张天如、陈眉公、张受先、王月生、王烟客、陈卧子、方尔止、顾子方、郑超宗、董玄宰、杨宛叔、吴次尾、夏彝仲……，不是东林复社的巨公，就是有名的山人、伎女、画师。约略可以看出他的交游、声气之广。
杨文骢的另一部著作《山水迻》，前不久我才在北京图书馆看到。这也是崇祯刻本，刻法非常秀整，在晚明刊本中要算是很精致的。卷首署名是“夜郎杨文骢龙友著”，这就很特别，很显示了一种特色。书不分卷，内容是《赤城山赋》、《台荡日记》、《画江行十二幅小记》和《腐侯传》。书前有三篇序，作者是邹嘉生、越其杰和马士英。越其杰是曾在《桃花扇》里出现过的人物，“拒媒”一出开场，杨龙友道白说，“下官杨文骢，因叙迎驾之功，补了礼部主事。盟兄阮大铖，仍以光禄起用。又有同乡越其杰、田仰等，亦皆补官。同日命下，可称一时之盛。”越是贵阳人，能诗文，作过河南巡抚，是货真价实的马党。马序结尾处是“崇祯庚午首夏，题于符离客舍。社弟马士英具草。”三篇序后面是“诸社长送游赠言”，一共有二十五人之多，多半是吴越之间名士。这样，不但杨文骢，就连马士英，原来也是社中朋友了。但这两位，后来自然都被开除了社籍。南陔堂本吴
《复社姓氏录》里就没有文骢的名字，只在最后贵州省项下著录了一个杨鼎卿(爱生)，这是文骢的儿子。但在一本黑格旧抄的陆世仪《复社纪略》里，首引张天如的“国表”，那最后一名却正是“贵州杨文骢”。张天如是在甲申以前死去的，他手定“国表”的时候杨龙友还是社盟中间一位活跃分子。从这些小小的变化中间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杨龙友的记载竟如此之少。他有了马士英那样的阔亲戚，经过弘光一局，许多老朋友连躲还躲不迭，哪里还肯记，恐怕连过去写下的诗文也都赶紧删去了。
不过不肯删削，终于还保留着一鳞片爪的也不是没有。多年来流览所及，只有邢昉的《石臼前后集》、方文的《涂山集》、杨补、杨炤父子的《怀古堂诗选》里还保留了一些颇为珍贵的材料。
吴梅村在《画中九友歌》中提到杨龙友，那四句诗是“阿龙北固持戈矛，披图赤壁思曹刘，酒酣洒墨横江楼，蒜山落月空悠悠。”这是说他在弘光中以职方监军京口时的故事。梅村又在《读杨文骢旧题走马诗于邮壁漫次其韵二首》里，更全面的对他进行了回忆、评价。
“数卷残编两石弓，书生摇笔壮怀空。南朝子弟夸诸将，北固军营畏阿童。江上画龙图割据，国中指鹿诧成功。可怜曹霸丹青手，衔策无人付朔风。”
“君是黄骢最少年，骅骝凋丧使人怜。当时只望勋名贵，后日谁知书画传。十载盐车悲道路，一朝天马蹴风烟。军书已报韩擒虎，夜半新林早着鞭。”
这两首诗是写得沉痛的。这和他们同属社盟中人一事应当不无关系。诗里讲到南明覆亡的原因，也提到龙友在短暂的一年中飞快的超擢。还提到了他的韬略。旧时代的文人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癖好就是谈兵。连只会“锦衣素蟒、临师江上”的阮胡子，也写过什么“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的诗，不知道杨龙友的韬略是否也属于此类。不过邢昉在诗里确也多次谈起他这方面的才能，和早在永嘉令任上就在海上用兵中作过监军的经历。这可能就是后来监军京口的张本。不过就邢防诗中所说，“杨子好文亦好武，乞得闲官一尺组。堂前日日罗众宾，左染丹青右挥麈。……白日腾腾气亘无，杨子拔剑怒起舞。马前止列一健儿，马后更带两彊弩，千人一呼城门开，观者如墙声如雷。……”也还差不多是作戏。可以推想，他在弘光防江一战中，也无法有怎样更好的表现。不过也不象吴梅村所说那样的一溜了事，“福王时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常镇，兼督沿海诸军。清兵破南京，命鸿胪丞黄家
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于嘉定，遂走处州。”他是袭杀了降敌的说客以后才出走的。这以后，“唐王立，进浙闽总督。顺治三年七月，清兵入闽。文骢急移军卫仙霞关，清兵已间道先入，不能御。负重创，退至浦城，被执，不屈死。”(陈垣)
清军入闽，阮大铖扮的是投降并带路的角色，最后“鞠躬尽瘁”死于仙霞岭上。杨龙友在这关键时刻是站在他的“盟兄”的对立面上的。
龙友死难的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江南一带。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不多几篇悼诗，就弥觉珍贵，不只因为这是难得的史料，同时也由于这是出色的诗篇。
长洲杨补字无补，是明末著名的诗人、画家，入清以后则是突出的风骨高峻的遗民、隐士。他和杨龙友是好朋友，龙友在浙东作小官时，杨补和邢昉都是他的亲密诗友、画友和游侣。杨补的诗集《怀古堂诗选》，清初刻，流传很少。我所见的是王乃昭旧藏的一本。杨补的儿子杨炤字明远，有诗集十二卷，康熙刻，名称也是《怀古堂诗选》。在杨明远的诗集里有一首长诗，诗题是《岁丁未(康熙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夜梦少司马杨龙友先生入室。角巾素袍，颜色如平生。余跪而奉其手曰，不意此生复得见先生也。失声一哭而觉，旋睡去，梦呈先生令永嘉时画赠先君子兰卷曰，将持此作西台恸哭。忽而觉，又复梦去。歌载驰之卒章曰，我行其野，芄芄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歌未竟而又觉。声琅琅犹在耳也。家人闻余寐而哭，哭而歌，屡呼余问故，悲不能答。起而识之，复哭以诗。》诗是五古长篇：
“先生贵阳秀，弱冠登贤书。胃既承华膴，身复挟才谞。当时出其技，海内谢不如。人知擅三绝，是以得士誉。谁知抱英略，廿载困公车。头白始监军，社稷将为墟。姻娅虽秉国，志业卒未舒。仅能右正人，缓急借吹嘘。不使挟仇怨，善类肆诛鉏。君子免钩党，小人恨切肤。三江既失险，八闽奉銮舆。督师建宁州，戮力效驰驱。拉攞天柱倾，几见只手扶。成仁惟一死，庶不负心初。被执义不屈，不愧烈丈夫。桐城瘗其首，建宁葬其躯。孙临桐城侠，慷慨捐头颅。挺身认都督，鼎卿遂得逋。两首并函归，实借孙氏奴。化碧垂二纪，血食斩诸孤。魂今千里来，风波越江湖。巾带宛平生，不改颜色腴。江山文藻留，高价重珊瑚。西台越江滨，洒泪迷榛芜。正气公则有，得士皐羽无。小子荷提挈，忆昔在留都。勤学蒙奖借，文会偕凤雏.许附元礼舟，考试还姑苏。率我谒文靖，徒步到吴趋。付托既得所，问讯时双鱼。厚意久衔戢，未尝忘须臾。梦见最分明，昨夜倍欷歔。桐城与建宁，何时抚坟呼。”
诗后有双行小字注：“鼎卿，先生长子也。登武进士。历官都督。建宁城陷，先生谓其郎官孙临曰，‘吾受国厚恩，此而不死，非人矣。子可速去。’临曰，‘如此好事，让公一家作耶？’先生被执，复索杨都督。临曰，‘我杨都督也。’亦被害。临给事晋之弟，素善鼎卿，遂代之死。”
这是我所见有关杨龙友结末最详尽的记载。孙临，字克咸，桐城人。也是复社的成员。杨鼎卿，字爱生，文骢子。唐王时加左都督，太子太保。见《复社姓氏传略》。
在杨补的诗集里也有两首悼念龙友的诗。《有美》两首，题下小注“怀杨少司马龙友也”，这是南都倾覆以后，消息未定时所作，在怀念之余还抱有万一的希望。
“有美春江别，东风又绿波。崎岖遭国难，消息畏人讹。幽愤应如病，贞心洵匪他。莫将青翰舫，徒拥越儿歌。
未觉桑榆晚，还收浴日勋。勉旃尝胆苦，感激枕戈勤。长夜几时旦，忧心方坐焚。西倾如再起，不死会逢君。”
少后，无补“得龙友死节实信，哭而挽之”，
“擅名君最早，才气实超伦。士论推机岳，时危见远巡。国存犹尽瘁，事去独成仁。大汉恩如海，无多似若人。”
方文的诗集里也有“闻杨龙友孙克咸同日死难，诗以哭之”和“高淳晤黄叙百，得杨龙友李卓如死难消息”诗。又有《与程穆倩感旧》诗，
“万岁楼前司马台(杨龙友先生以职方监军润州。——原注)，与君觞咏日悠哉。惊沙一起秋风乱，故里重寻晚角哀。湖海相逢犹历落，肝肠不语自崩摧。南徐以后无知己，薄俗谁怜樗散才。”
方文和程穆倩都曾是龙友监军京口时的座上客，此诗最能写出龙友对朋友的热情，不只作县官时如此，在出任方面大员以后也还是如此。“南徐以后无知己”、“不死会逢君”这样的句子，都不是敷衍应酬话，而是诗人出诸胸臆的真实感情。杨补和方文都不是作应酬诗的人，他们作这些诗时，龙友已被杀，写这些诗除了可能招来横祸之外，别无好处。这就使我们能借以认识龙友的为人。
在杨补诗集卷前，保存了七篇序文、寿序、行状、墓志、传记、诔。其中徐俟斋枋所撰《隐君杨曰补先生六十寿序》，记录了一段故事，
“弘光时，权奸构党祸，杀戮名贤。遂煽蜚语染逮先文靖(徐
)，势岌岌殆矣。亲戚交游，畏祸观望。而先生独策蹇至金陵，语所知曰，天下事可见矣，而尚欲杀大贤以快己私耶？先生旧居金陵，金陵之名公贵人，无非先生友者，故其言足重，而事亦寻已。”
杨补到南京营救徐
所访问的“名公贵人”，就是杨龙友，不过徐枋不肯明白说出。在吴门法柄撰的《杨隐君传》里，就记得更为详尽：
“时贼臣构徐文靖公甚急，而杨文骢为柄国者至亲，官武部郎，贵用事，所言无不得当于柄国者。隐君闻之曰，‘龙友不言，可以绝交矣。’龙友，文骢字也。乃立起如金陵，语文骢曰，‘天下以文章声气推君，垂三十年。天下之所以交重君者，以君能右善类、附正人也。君于柄国者为至亲，君言无不得当者，天下莫不闻。徐公负天下苍生之望，天下方倚望之为相，以佐中兴。君居能言之地，而不为推毂，天下故失望。今事急，君固何以谢天下。’语未卒，文骢曰，‘子责某是也。微子言吾已谒之相君。此非相君意，寻当解耳。’于是隐君即出金陵而归。”
这里的记事不但更详密，也更真实。象杨补那样的旧交，对处身南明小朝廷中的新贵杨龙友，也不能完全没有疑虑。三十年来，杨文骢在清流中的交游、声望，是为马士英所深知、重视，也必然要加以利用的。不过在政治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个人之间的交游、情愫。杨龙友生活在夹缝中间，心情的矛盾、痛苦，可想而知。他虽然努力作一点调和补救工作，又能有什么作用呢？事实上从迎立福王开始，甚至从更早的《南都防乱公揭》开始，他就已从清流中分化出去了。《桃花扇》中有些复社的集体活动，都不让他参加，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但因此也失去了更深刻地刻画这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的机会。全部《桃花扇》中的人物，论性格的复杂恐怕没有谁超过杨龙友。他既非正生也不是净，“脸谱决定论”者在他面前是会踌躇无策的，只要一看面色就能决定人物好坏，这样“岂不快哉！”的便宜事，可惜这里并没有。
我想杨龙友不可能是个两面派，这从杨补父子的悼念诗篇中可以推知。杨补和龙友是老朋友，但在去南京营救徐
时曾对龙友产生过疑虑，这也是完全真实的。说了要说的话以后就立即告辞回家。这以后杨补(包括更多的人)必然会密切注视龙友此后的言行。直到得知他殉难的确讯后写了沉痛的悼诗。这说明，即使杨龙友是那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一些老朋友最后还是拥抱了他。象杨补那样的人，是不可能热情拥抱一个两面派的。
龙友的死难，自然会给他带来好名誉，不过这也不象是杨补判断事理的惟一根据。应该指出，这一条确曾为某些人奉为检验人物的重要标准。如卓尔堪在选《明遗民诗》的“凡例”中就说，“遗民惟重末路，苛求其他，吾则何敢1”这就是把死难或隐遁作为首要标准的意见。还有一位在弘光小朝廷作礼部主事的黄端伯，不肯迎降清军，后来被豫王捉去，两人之间有一段对话，是很有趣的。“王问，‘弘光何君？’曰，‘圣君。’问，‘何以指昏为圣？’曰，‘子不言父过。’问，‘马士英何相？’曰：‘贤相。’问，‘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遂下狱。”(《小腆纪年》卷十六)这个黄端伯是不怕死的，他也是主张只要不怕死、不投降就是好人的。不过他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死抱着“子为父隐”那样古老的封建教条，就不能不闹出绝大的笑话。人一旦死掉，就会变成一个毫无缺点的完人，何况还是光荣地死于“国事”，这种评价人物的习惯，也确实有了长久的历史。只是到了最近，我们才发现这方法不够妥当。杨补、方文等自然十分看重“死难”，但我相信，这也不会是他们所持的唯一标准。
毛氏汲古阁刊《八唐人集》，前面有文骢一篇序，手书上板，作于崇祯己卯。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他仅有的一篇论文。他提出声情、风味之说，补充前人“气格、神韵”论之不足。他认为这是唐诗宋诗之间、唐诗初盛中晚之间，“密移潜换，关纽甚细”“界画分明”的重要原因。
龙友的主要成就是绘画。但作品传世甚少，研究者也几乎没有。只能举出周亮工《读画录》中的一节，
“杨龙友文骢，一字山子。贵州孝廉，家秣陵。工画，善用墨。初为华亭学博，从董文敏精画理。然负质颇异，不规规云间蹊径也。后贵阳(指马士英)之势渐张，急于功名，不复唱渭城。人有求者，率皆盛伯含、林玉兄弟及施雨咸捉刀。董文敏题册中一幅云，‘意欲一洗时习，无心赞毁间作生活者。’……”
周亮工指出，龙友从董玄宰学习，但并不墨守家法，又引释无可的评论说，“同辈墨妙，推龙友、超宗、子一，皆以苍秀出入古法，非复仿云间毘陵，以濡弱为文澹也。”也指出了他努力打破云间派的樊篱，跳出濡弱一路。我没有看过他的山水画，只在多年前见过一帧墨兰，真是笔墨纵横，似乎早在百来年前早已开辟了扬州画派的道路。在画苑中他也应该是一位豪杰之士。吴梅村《画中九友歌》中写他“酒酣洒墨”于北固山前、横江楼上的姿态，很能传出画家的风貌。
过去曾写过一篇《贵阳杂记》，根据手头的几本旧书，粗粗勾勒了杨文骢的始末。以后随时注意有关的新史料，茬苒三十年，今天才能写出这一点，算是前文的一个补充。这是不能不使我感到惭愧的。同时回想当年对南明史事人物的热衷，真的也好象是很难追寻的旧梦了。
一九八○、八、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