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坦然两相忘

　　一个社会，如果总是在制造消极的个人，迫使人们避世，这肯定不是正常的社会，不是正常的生活。
　　现代社会中，经济、交通、生态等等方面的巨大变化，那种古代意义上的隐士对于绝大多数人来是无从说起了；然而，如果有人想要消极一点，想与社会生活的主流或者支流保持距离，想在精神领域内有那么点“隐”起来，那么，这样的个人主义好不好？
　　对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深刻而又正确的命题，我们长时间来强调的总是人离不开社会这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中所暗含的人又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这层含义。陆游诗《过野人家有感》中两句：“躬耕本是英雄事，老死南阳未必非”，就是有感悟于这种个人志趣的可以多样，可以不入大流。对政治、物质、文化、时尚等等主流的“不入流”，看起来是无序和浪费，但社会运行的规律却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不管是用于阶级斗争、经济跃进、破四旧，还是建设四化，搞改革开放，如果要求所有的人的心态和行为都“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就像计划经济的思路一样，初衷是好的，强制实行也看似整齐有力、极有效率，但结果恰恰是适得其反，内中必有大量的弊端，空耗和内耗。人做为一个有独立意志的精神个体，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欲望谁也不可忽视，看得见的手的控制是有限的，而看不见的手才真正起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为基本的层次上理解开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这场改革开放的历史意味和哲理意味了。我们会有一个相当清晰的感受：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努力、中国社会的进程，在整体上是为了政治上的新生而奋斗。经济和建设始终难以成为近一个半世纪来中国人唱出的主旋律，个人的存在和要求也必从属于政治大潮。从国家大事到百姓生计，无不染上了政治的色彩。改革开放后不算短的时间内，无论在国家领导人或普通民众的心中，经济仍然是从属于政治的，人仍然是为了政治而存在的。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终于自觉而又理智地在意识和情感的最深处把政治和经济的位置调正，把个人意志和欲望放到了名正言顺的皇皇之地，中国必须进入一个平稳、务实，没有戏剧性，没有政治风暴刺激的经济发展期，个人利益的追求期。这种实实在在的进步，必将为民族的真正强大和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这本身就是其中最为重要、最有意义的部分。
　　但这仍然还不是要有个人选择的自由，——有在一个社会中选择消极之自由的终极意义。人类的存在是一个自为，而不是他为，是目的，而不是过程或手段。这种存在不但需要汇成主流的群体奋斗，而且有这些主流之外的“个人奋斗”；不但有“个人奋斗”，而且有“个人不奋斗”。个人主义不必尽作个人奋斗解，而且可以作个人不奋斗解。横眉冷对、俯首甘为的鲁迅以“中国人的脊梁”受到景仰是千秋正义，而“种胡麻”、“吃苦茶”的周作人，讲幽默、谈闲适的林语堂在今天受到正确对待亦是常态而非病态或变态。这正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使人类的存在不那么过于有目的性，过于功利，过于匆忙，过于手段感和过程感。
　　苏轼诗云“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这种个人生存选择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在现代中国是不易得的。五十年代的“洗澡”、“变心”、“改造思想”自然不允许，七十年代“文革”中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更不行，九十年代的去年和今年，在“人文精神”的严肃呼唤中，有没有也暗含着那么一点不允许？其实，如果把今天在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中人所出现的那种多向度的个人奋斗和个人不奋斗作为“人文精神”呼吁的批评对象，就只是一种相当狭隘的伦理和传统政治文化意味上的“人文精神”，真正的、宽广的“人文精神”亦要容纳、亦要拥有那种消极的自由、自由的消极。这绝对应该是它的题中之义。
　　明末江苏昆山的一个隐士归子慕写过一首《对客》：“默然对客坐，竟坐无一语。亦欲通殷勤，寻思了无取。好言不关情，谅非君所与。坦然两相忘，何害我与汝。”好一个“坦然两相忘，何害我与汝”！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蒋星煜编著　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二月版，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