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不同的镜子

　　对于中国具有文学常识的人来说，陶渊明无疑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家之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陶渊明始终是一位超然于功名利禄之外的隐逸诗人，并因此而倍受中国文人们的喜爱。即便是三十年代的鲁迅，也只是指出陶渊明悠然采菊的超脱形象后面，也隐藏着“刑天舞干戚”的济世猛志。
　　但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冈村繁教授却在他的陶渊明研究专著《世俗与超越》中，将陶渊明论断为一位内心极其执着功名利禄、精于个人得失算盘的人物。他的超脱只是世俗欲求的变形，而他的隐逸也只不过是出于利害权衡后的选择。作者在结论中写道：“表面上看渊明似乎脱离世俗的荣达纷争，始终恪守恬淡无欲的孤高精神，但实际上，他却是个极任性地、固执于自我本位主义生活方式、并且有很强世俗欲望的人物。换言之，支撑他隐逸生活的是一种极其任性的自我意识和奇妙变形了的世俗欲求。”
　　无疑，凡是受过中国古典文学熏陶的人，一般至少在直觉上难以想象，也难以接受陶渊明的这种图象。但是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这本专著中的资料十分翔实，分析极其周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其研究生时代，就曾因对传统的陶渊明评价怀疑不满，而被导师斯波太郎(已故日本著名汉学家)呵斥门外。由此可见作者写这本书是十分认真执着的。
　　对冈村繁的结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赞否评价，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评论的差异中蕴含着的文化背景差异。
　　陶渊明性格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追求“真”的境界，这是一种源于道家哲学的人生态度。在中国文人传统中，它被视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方面。但是在日本文化传统中，这种“真”却并不被看重。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土居健郎曾写过一本题为“表与里”的书，阐发的是日本民族的独特性格与价值观。在日本传统看来，一个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在处世中理应有外表与内在的区别意识。外在言行必须符合于社会规范与原则(“建前”)，内在的真正所欲(“本音”)不必也不应不加修饰地表现。一个成熟的人必须懂得并遵循这种“表”与“里”相别的处世交往准则。从这一伦理模式出发来看，陶渊明所追求的“抱朴言真”不仅是一种不谙世事的浪漫幻想，而且无疑具有反社会法则的倾向。
　　在中国文人传统中，求“真”的理想往往意味着对集团和礼法规范的轻视。而如同许多日本学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文化的又一显著特点是特别强调集团性，由此而极其重视集团性的行为规范。以日本式的集团主义价值观评判陶渊明，他的超俗追求无疑具有太强的个人主义倾向而难为接受。
　　日本文化又极重礼仪，其特征是强调与集团相关的内外亲疏与上下等级秩序。在日本社会中，地位低者向地位高者鞠躬敬礼乃是天经地义的，舍此社会便不成其为社会。而陶渊明又恰恰居然因“不为五斗米”而向其顶头上司“折腰”。仅就这一行为而言，陶渊明其人就与日本传统不和。
　　陶渊明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始终是位倍受敬仰的人物，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归根结底，它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中文人的特殊处境以及超越这种处境的企望。陶渊明乃至历史上对他的崇敬者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因而不可能完全超越现实。如果说冈村繁教授对陶渊明性格中世俗欲望的分析不无道理的话，那么我以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对陶渊明的评价主要体现的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一面，而冈村繁教授的所见，则着重的是其虽向往之，却不可能至的另一面。双方所见之所以不同，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各自所处社会和所执文化信念的差异所致。
　　陶渊明现象又主要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历史上，中国辉煌的农业文明曾受到日本长期的崇敬效仿。近代工业化以来，日本在东方国家中率先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又以使世界惊讶的速度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自身的文化特异性不仅未被泯灭，反而被进而证明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效应。因此，现代日本人比其前人更自信于自身文化是很自然的，而《世俗与超越》一书作者之所以发现和突出了这种其前辈也未见到的“陶渊明另一面”，与这种随经济发展而增强的文化自信心恐怕不无潜在关系。
　　如果说，即使是在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陶渊明也无法真正避世超俗的话，那么在现代文明发展中，陶渊明式的性格可能会更加感到窘迫。然而，无论是古代农业社会抑或现代工业社会，也无论是在中国、日本，乃至其它国度，现实的人都无法回避人与人、人与物，乃至人与自我的矛盾，唯其无法回避，唯其回避益难，人们才会感到超越的可贵。在此意义上，陶渊明的诗文及其所表现出的那种超越企望将始终具有魅力。而作者自己也特别指出，对陶渊明诗文的欣赏应当与对其实际人格的评价区别开来，这多少也反映出他对超越精神之价值的某种肯定吧。
　　(《世俗与超越》，冈村繁著，陆晓光、笠征合译，台湾书店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