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韩国人与日本人

　　上山下乡时代，在延边生活好多年，对朝鲜族习俗曾大感兴趣，还特意学过几句谚文，但随着“狗肉久不吃”，早已忘光了。现在知道“辣白菜”的做法，其实是后来从日本生活里学来的；东京的菜场里常备不缺，比四川榨菜更为日本人所喜好。辣白菜的确好吃，下饭佐酒皆相宜，或许是常在日本吃韩国辣白菜的缘故，向来对韩国人与日本人的比较论很留心。
　　日本有个谚语：“犬猿之仲”，意思是彼此关系如水火不相容，拿来比喻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关系再恰当不过。日本人厌恶韩国人，韩国人憎恨日本人，两个民族的心底纠缠着这种感情，恐怕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确实是所谓“近而远”。韩国人之憎恨日本人，以至文化是“恨”的文化，经济是“恨”的经济，主要起因于历史上日本曾两度入侵朝鲜半岛。特别是一九一○年“日韩并合”，日本统治三十六年，在韩国人心里铸下“反日感情”。但也许真的是时间能销蚀一切，现在这种感情变得复杂起来了，不知会不会像化学反应一样，混沌之后是澄清。四十年前，日韩谈判邦交，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说“当殖民地的三十六年，韩国实现了近代化，正应该感谢日本的恩德”，曾引起轩然大波，差点儿推翻谈判桌。然而，逝者如斯，四十年过去，“久保田妄言”终于从韩国人自己的嘴里说了出来，最典型的，就是最近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书，叫《丑陋的韩国人》。作者朴泰赫(据封底介绍是韩国评论家，生于一九二八年)明言：“‘日帝统治’，我们叫得太过头了”。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从总体上说是给韩国带来巨大的恩惠。他们榨取本国民众的膏血，为韩国人造福。不要老纠缠不幸的过去，那样会失掉人家的信赖和好意。若没有日本协力，韩国维持不下去。日本的月亮圆，问题是韩国人太丑陋了，而一切丑陋都来自“散发恶臭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教”。(他特意说到《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但没有提及日本也有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中国人的显著特征是无秩序，龌龊，闹嚷嚷、乱哄哄。完全是自我本位，喜好结党争斗。总是嫉妒他人，欠缺自制心，净说别人的坏话。自吹自擂。讲面子，骄傲自大。缺少合作精神，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这些特征，一成不变地显露为韩国人性格中坏的一面。”在日本一心要充当亚洲老大的当口，为往昔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情激言切，其用心难免不令人生疑，相比之下，年轻的吴善花婉转得多了——毕竟是韩国女性。她是十年前来日本留学的，近三年接连出了三本日韩文化比较论随笔《裙风》(意谓女性们在社会上卷起的旋风)，批判母国的封建现状和对日意识，卷起一阵“裙风”。吴善花说：“跟许多日本人接触，感觉日本人当中‘对战前日本反省’的意识格外强。那是应大大尊重的，但同时又常常惊讶，对于世界性殖民地时代日本所采取的行动，很多人光是从否定的观点看问题。这是为什么呢？现在还不能充分理解。”轻声细语，对历史提出一个大问号。
　　十年前，汉城《朝鲜日报》曾开过一个专栏，标题是“克日之道·了解日本”，建言“在与日本的关系上，韩国人必须忍着打破往昔壳子的疼痛看日本”。现在壳子真的要破了。这种疼痛，想来是不好忍的，证明之一是吴小姐惨遭“绝不在外国人面前批评自身和本国”的同胞的辱骂与恐吓，以至得了电话恐惧症。写书的这两位，一位从小饱受日本殖民教育，一位是殖民后世代，男女老少，似乎代表着一种时潮。读到这样的书，倘若是日本人，总会有一点快感吧。反正书是畅销了，《裙风》累计卖掉二十余万册，《丑陋的韩国人》持续挂在畅销榜上。
　　日本人很在意别人说什么，对于出自欧美的评头品足更有点神经兮兮。他们把外国人的日本观、日本记述汇编成册，最早的，大概是《异称日本传》。编者松下见林是一位儒医，精通汉学，也博览日本古典，每年派人去长崎求购舶来的书籍，藏书十万卷。自一六八八年用了六年时间，编成这部书，并加以“释同异，正嫌疑”。三卷，上、中都出自中国文献，计百一十种，下卷取自朝鲜的资料十五种。有关日本见闻的著述，至明治时期，在朝鲜已多达数十种。但“脱亚入欧”以降，日本不大把亚洲的日本论日本文化论看在眼里，难得有人说《菊与刀》犹不如戴季陶的《日本论》。直到一九八二年，李御宁的《缩——日本文化论》(书名原文《“缩み”志向の日本人》，学生社刊行)才让日本社会轰动一时，虽然对其重视程度仍不及美国人看似宏观的泛泛之论。日本学并非李氏所专。一九八一年他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之邀，到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室作客席研究员，用日语撰著了此书，名声大噪。据说他到日本各地授课、演讲，半年顶得上大使馆文化处三年的工作。
　　李御宁生于一九三四年，念殖民地教育时曾用母国语作诗，像千字文那样无一字重复。硕士毕业后历任几家大报的社论委员，以文艺评论家成名，后执教于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又职司政府文化部长官。韩文著作有《李御宁著作集》二十二卷、《韩国与韩国人》六卷等，日文版著作还有《恨的文化论》《从徘句读日本》《包袱皮文化的后现代》等。他说过：“我年轻时也崇尚西洋，讨厌农村似的亚洲，这种看法发生变化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不是我本身变了，而是世间、时代变了。”
　　自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创构“义理与人情”的“耻”文化说以来，人们解析日本文化的类型，都试图以心理的或伦理的或社会文化的用语一词乃至一字论定日本，诸如中根千枝的“纵社会”、土居健郎的“娇构造”。欧美人看日本，往往分不清哪是日本的，哪是韩国的或中国的，笼而统之，会把“箸”惊为日本的独特。而日本人学者则时常装糊涂，会把菜地上人粪说成是日本特有的“高度农业技术”。戳破窗户纸，是明治维新以来的“脱亚”思想在作怪吧，凡欧美没有的就立刻自居为日本独自的文化，俨然与欧美文化圈相对的就是日本文化，给日本论披上“幻想的外衣”。以“如果日本人心理有特异的东西，那一定与日本语的特异性密切相关”为方法论的土居健郎，之所以特别提出一个“娇”字，是认定“英语里没有”，英语里没有的语汇即为日本语所独特，全然无视左邻右舍，实际上韩国也有同样的、甚至更为细腻的词语。真正能识别日本“独特的”、“固有的”，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辨明日本文化的性格与特色，恐怕还得是汉字文化圈的论客。提笔兴师，李御宁先拿日本论者们祭了大旗，随后从语汇、传说、文学作品着眼，抓出一个“缩”字。民间传说里的一寸法师、桃太郎，是以针为刀、以碗为船的小而又小的巨人，短短的徘句表现广阔的宇宙与变化的四季，盆景，插花，乃至现代的半导体，电脑，都令人不由地想象日本的文化取向是“缩”。
　　吃过地道辣白菜的人都知道，这种韩国咸菜连汤带水，而日本的咸萝卜是干爽的。和式餐桌上干的是干的、汤是汤，截然分开，因而能产生“便当”(盒饭)。丰富多彩的膳食被收缩在一定的狭小的空间里，这种独特的“便当文化”就是“缩”的一个典型。团扇被折叠，长长的钓竿被一节套一节，日本人用各种方法把器物收缩，便于持运。“文库本”袖珍图书也正是“缩”的表现。石庭、茶室是自然的缩小，“茶室文化”使小集团的人际关系得以确立。
　　李御宁的一字诀，非同以往，是动词而不是名词。他说：“以名词型的辞语接近一种文化，是过于静态的、用大头针钉住空中飞蝶的标本箱式的切近(approach)。把不断运动、变化的波浪似的文化形态就那么抓住，并看清一个定型的构造，其方法应探求于动词而不是名词。”
　　按照文化人类学教授青木保的观点，随着日本工业化发达、经济成长、社会发展，日本文化论也发生几个阶段变化，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八三年的二十年间，日本的成功反映在文化论上，则盛行对其特殊性的肯定与讴歌。李氏之说也属于这一潮流，以文化类型决定论赞美日本的近代化及现代化。他后来出版的《包袱皮文化的后现代》也是立论在“缩”的延长线上，把亚洲的“包袱皮文化”和西方的“皮箱文化”加以比较。“包袱皮文化”是“包”的文化，为了包，就必须柔软，依所包之物的形状而变形。韩国的和日本的衣服是把人包起来，与之相对，西装是立体的，把人装进去。“皮箱文化”是“装”的文化，里面没有东西也能四棱四角地存在，这样以容器为中心，易于出现主客颠倒。在未来莫测的时代，“皮箱”没用处，能柔软对应任何事物的“包袱皮”才是后现代的最好武器。包袱皮这玩艺儿，在信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我国城里好象早已不见了。
　　对于李氏的观察，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举出例证：小小的茶室与巨大的城郭是同时代的产物，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日本同时是巨型油轮的日本，拥有世界上无出其右的巨大钢铁厂、巨大贸易公司。日本人把神社缩小为神舆，进而缩小为家庭的神龛，再缩小为护符，但文武天皇命令全国家庭设置神龛之后，圣武天皇则开始修建东大寺，在八世纪的世界是最大建筑，这不正是扩大的取向吗？
　　“缩”的反义词是“扩”，李御宁对日本文化的构造主义分析会被人从“扩”的角度反驳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同为梨花女子大学教授的朴俊熙一九八六年著《“志在扩大”的日本人》(书名原文是《“扩大志向”の日本人》，东信堂刊行)，认为“缩”是表面现象，追究其本质，便现出“志在扩大”的原形。作为民族的日本人性格底里隐秘着“扩大取向”。所谓“娇”是“被屈曲的扩大取向”，所谓“缩”是“被抑制的扩大取向”，而所谓“耻”，是强化这种取向所必需的武器。在社会方面，“扩”显现为“集团化”。作为国家，特别是明治维新以降，扩大行为是有目共睹的。战后龟缩一时，转而以电子为中心，从经济方面向整个世界扩大。朴氏所说的“扩大”，不是事物表现，是心理表现。李御宁在《缩——日本文化论》第六章也谈到“扩”，但他的“扩”一如“缩”，是一种物理现象。日本人的本性是“缩”，所以弱于“扩”，“袭击珍珠湾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伺机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缩也好、扩也好，种种特性都可能归结于国土的狭小。因其小而缩，亦因其小而扩，正是日本文化的两面性、二重性，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
　　一九八八年韩国庆熙大学教授朱冠中从三岛由纪夫用日本刀切肚皮，又引出个“切”字。日本刀的历史的确很悠久，我们起码能想到王安石的《日本刀歌》。朱氏主张日本人的“盆景”不是“缩”而是“切”，“用日本刀来切，这一物理性的‘切’在日本人的精神中抽象化、无意识化，形成‘取向于切’的文化。”他们不是把重要说作“大切”么？以一字论定日本文化，牵强附会是在所难免的，但韩国批评家少时受过日本殖民教育，也了解西方，对日本文化的分析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李御宁，在日本学这一领域，世界上能有几人与他匹敌呢。更有意思的是这几位教授又都曾跻身政界，似不能把他们的日本观只当作书生议论。
　　有欧美人觉得，韩国比本家中国更严格地守卫中国文化，是严于原理原则的民族，容易理解，而日本虽然从中国导入了儒教和佛教，却是在狭小的国土上将其独自发展了，表面与内心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中国人。可是，说来有时倒像是“夹在两大国之间的”(旅日朝鲜人作家金达寿语)韩国人心态更复杂些。他们排除汉字，不准演日本电影不准唱日本歌，有报道说八所著名大学从一九九四年度起不再把日语作为第二外国语列入高考科目等，更像是意气用事。或许韩国人的确有一种悲剧情结，“被害意识”非常强，总是要扮演“悲剧的主人公”、“历史的牺牲者”，但尽管如今仍满怀反日情绪，教科书问题，军妓问题，跟日本紧紧张张，可另一方面，年间进出日本最多的行旅就来自那里，前来打工卖笑的女性也不绝于途。不过，无论怎么说，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日本的，终究是地理上、文化上与之最近的韩国人。可能正因为深知日本人的彬彬有礼是日常生活习惯，有时候道歉也不过是见面的寒暄，所以他们才总说日本人对过去的赔礼并没有真心，不依不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