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读《春泥集》有感

　　最近，杨绎先生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表的外国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整理成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外国文学界的一件喜事。它说明，那些经过自己的艰苦劳动取得的成果，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是能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这本小小的文集共包括六篇文章：关于西班牙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的有两篇，关于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名著《名利场》和十八世纪小说家费尔丁的各—篇；此外还有两篇是关于《红楼梦》的艺术处理和李渔的戏剧结构论。
　　在这些文章里，首先令人注目的，是杨先生在自己的工作中，以不断探求的科学精神，着手研究外国文学(其实也是一切文学)中一般公认的困难课题，即典型问题。
　　在外国文学批评中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向来有“历史的”(histo-rical)和“类型的”(typological)，即我们说的“典型的”，两种方法之分。有些人物形象是比较容易说明的，譬如，狄更斯所著《艰难时世》中的格雷硬先生，不论肖伯纳多么推崇这本书(大作家的艺术趣味也不都那么准确)，无可否认，作为人物形象而论，格雷硬只是个扁平的形象，他所包含的意义真正局限于彼时彼地，可以用“历史的”方法象刀削那样清晰地把它勾画出来。可是文学中的另一些人物形象仅仅用“历史的”方法却不那么容易说清楚，如象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对于他们，就很难完全令人信服地说明是属于某一历史社会阶级，不能说得那么死，几百年了，也还是说不尽。他们是凸起的人物，象生活本身一样无边无际。他们的典型性格中蕴含的意义是那么深刻、那么丰富，人们每次重读都可以发现一些以前没有觉察到的东西。正是这类形象吸引着世世代代不同国别、不同经历和年龄的读者，使文学艺术不同于一般的意识形态而与最大多数人民有着思想感情上的联系；同时，这类形象也是任何科学的文学研究工作中最难以说明的尖端课题。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正是属于世界文学史上这类具有独立而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的所谓不朽的典型。杨绛先生冲破“四人帮”的阻挠破坏，在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从原文译的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翻译的同时，还着手从事堂吉诃德典型形象的研究，在外国文学研究的尖端课题里做出了极宝贵的努力。
　　在《堂吉河德与<堂吉诃德>》和《重读<堂吉诃德>》等文中，杨绛先生首先在分析原著基础上具体而生动地论述了堂吉诃德所代表的骑士精神的新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内容。其次，作者又在原材料基础上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人物形象中所蕴含的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作为评论家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这就不能不说是很深的功夫了。可是不，作者并不就此停步。她又旁征博引，带着我们涉猎了古往今来堂吉诃德评论中反映出来的堂吉诃德性格的各个侧面，把形象的全部复杂性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里没有武断的线条分明的鉴定，而是充分看到此类形象中那种使人永远琢磨不尽的多重性。外国文学史上这类形象何止一个堂吉河德！象哈姆雷特、福尔斯塔夫等，虽然建国后也有专门家对其中一些问题做过某些深入的研究，但是，难道他们不还是在那里以其全部复杂性等待着我们继续探索下去吗？
　　杨先生从事的第二个外国文学研究的课题是常常被人忽视的，即关于艺术形式的继承性问题。以小说为例，有些同志想当然地以为，凡是小说，必有布局、有情节、有人物，因而不注意对象在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书信体的、喜剧型的、史诗型的、意识流的……更谈不上去弄清它在小说这种特定的艺术形式的发展上所处的地位了。而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其实中国文学何尝不是如此)，艺术形式，包括一些人物类型的继承性，是非常重要的，如班·琼生的喜剧对古代罗马喜剧的继承，以及夸口的士兵、啬吝人、弄臣等人物类型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历史渊源。杨绛先生长期从事的小说研究中贯穿着一种难得的对形式的自觉的意识。她翻译与研究的作品——《小懒子》、《堂吉河德》、《吉尔·布拉斯》、《汤姆·琼斯》、《名利场》等恰恰都多多少少同一个小说体系——“流浪汉”体小说相关。这一体裁在费尔丁手中发展成“散文体的滑稽史诗”，后来萨克雷又继承和发展了费尔丁。恰恰是在英国小说发展上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费尔丁提出过比较完整的小说理论。固然，费尔丁若没有提出一套小说理论，英国十八世纪也照样会产生反映这段历史社会的文艺，但肯定不会采取费尔丁式的“散文体滑稽史诗”的形式。因此，研究费尔丁的小说而忽视他的小说理论是不可能得到全面的科学的结论的。杨先生在肯定费尔丁从生活实际出发的同时，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第一个详尽地考察了费尔丁的小说理论，它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获得对费尔丁的更全面的认识，而且也提示着我们要重视艺术形式的继承性问题。要提高我们的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它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在我国翻译评论较多，且有马克思的评语，因此无形中被认为是最容易对付的课题；实际上正是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的评论最容易流于一般化，而泛泛的一般化的俗套在评论中如同在创作中一样，是最最忌讳的。同是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暴露”、同是对资产阶级典型人物的“描绘”，在同一批作家笔下有哪些不同，这是评论家应该回答的问题。在这方面，杨绎先生的萨克雷研究正是深入作家作品的实际中去找答案的典范。杨先生的研究从掌握大量资料入手而又不陷入资料。正如萨克雷自比木偶牵线人在那里数点他的人物，杨绛先生作为评论家站在又一个高度，引导我们观察作家的操作。诸如萨克雷象磨钻石那样从不同侧面刻画人物这类创作上的奥妙，都被评论家的杨先生一一道破，加以评点。在杨绎先生的分析之下，我们看到了萨克雷的《名利场》在当时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独到之处，它不仅题材不同，更重要的是处理上渗透着作者本人的特殊气质：它既不是狄更斯式的夸张，也不是勃朗特式的激愤，而是十足的萨克雷式的玩世不恭的讽刺解剖加上看破一切的哀叹与感伤，正因如此，它取得的艺术和心理效果也完全不同。象杨绛先生这样的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述评本身就具有创作上的透视感和生动性，真正抓住了作家的特点，使看过作品的读者通过评论对原作有了新的发现，而没有看过的则迫不及待想一读为快。没有深邃的功夫，文学评论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总之，一个历来人们很少碰的难题，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重要问题，一个被认为可以轻易对付的课题，杨先生都做了创造性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另外两篇关于李渔戏剧结构论和《红楼梦》的艺术分析，从中外文学的对比中探索艺术处理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属于比较文学范畴。关于《红楼梦》一文在香港学术界已引起重视，被收入专集。
　　总之，这《春泥集》集子不厚，分量不轻，我们深深感到，正如杨先生说艺术是克服困难，研究工作又何尝不是克服困难。在外国文学研究评论十分活跃、需要我们在批判“四人帮”思想流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的今天，杨绛先生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