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答陆力同志

　　读了陆力同志的《关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读书》1979年第8期)，感触很深。多年来，史学界泛滥着极“左”思潮，今天，高潮虽已过去，余波似仍未息。
　　陆力同志的文章可归纳为三个问题：
　　一、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地主阶级是否起了组织领导作用。这涉及到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地主阶级中能否出现爱国分子？他们能否奋起抗击外国侵略？在某些情况下能否起组织领导作用？等等重大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地主阶级始终是农民阶级的敌人。在近代对外关系上，地主阶级和人民群众走着不同的道路。人民群众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对外国侵略者常常是妥协投降。但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地主阶级的上层，也出现了一些爱国分子，他们为保卫祖国奋起抗击外国侵略者，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不乏其例的。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英勇抗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罗荣光死守大沽炮台；中法战争中的冯子材在镇南关英勇抗击法国侵略军；中日海战中的左宝贵、邓世昌的壮烈牺牲；义和团运动中寿山在东北抗俄；等等，均是人们所熟知的。尽管他们中大都双手沾满过人民的鲜血，但是他们却以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雄业绩彪柄史册。至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在外国侵入中国时，有的出于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也有的为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所激怒，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不仅参加，甚至组织领导了群众抗击外国侵略者，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东的爱国士绅组织领导了社学和团练，抗击英国侵略军，1861—1884年各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不少是由士绅参与和领导的。当然，地主阶级和人民群众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参加了或领导了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往往使斗争呈现出复杂的情况。由于他们的地主阶级本能，有的在斗争一、二个回合后，便偃旗息鼓，仓皇退却；有的甚至屈膝投降；有的还借此作为进身之阶，博得一官半职。只有少数人坚持了斗争。但我们不能因此便否认地主阶级中的爱国人士曾在一些具体的斗争中起过组织领导作用。三元里的抗英斗争也是这样。陆力同志说：“从大量史料中，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地主阶级的组织领导作用”。真是这样吗？不惮烦琐，也抄点原始材料如下：
　　鸦片战争开始后，香山文生林福祥招募水勇，先后在白鹅潭、泥城同英军作战，“三元里之役，……率乡民以举义旗，策义勇以当头阵。”(《平海心筹》)
　　苏英，“监生出身，……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时，……以在籍绅耆身分支持抗英。”(《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
　　王韶光“落籍番禺，成为士绅。三元里人民发动抗英斗争时，……王韶光为群情所激，捐资组成义勇。”(《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
　　“初十日，该逆(指英国侵略者)肆横益甚，是以各乡耆富会合，共有××(有脱字)余乡，计集三万余人，每乡各设大旗一面以为号令，各持器械与夷截杀。”(《夷匪犯境见闻录》)
　　英军在三元里被包围后，广州知府余保纯“步向三元里绅民指劝”。(《夷氛闻记》)
　　广东社学是地主士绅讲读之所，领导权完全操在地主阶级手中。大部社学虽然建于三元里战斗之后，但也有个别社学(如升平社学)早在乾隆时便已成立，并在三元里抗英斗争中起了组织和领导作用：“顷此会垣北隅升平社学百余乡，合拒英夷万余众，同成义举，著有成效，深快人心。”(《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告示》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解放后广东文史研究馆的佛山访问记也说：“当时的士绅是以大魁堂(即崇正社学)为组织抗英武装的机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
　　以上的材料除了个别是解放后调查的以外，大都是当时人写的，写作的时间也都在三元里斗争前后。当然，有的材料不免有夸大之处，如林福祥将三元里的斗争归功于个人“到各乡，劝以忠义”(《上祁宫保书》)便是。但是，在没有更充分的材料证明这些史料全是子虚乌有、向壁虚构的以前，便不能否认三元里之役地主阶级曾起过组织领导作用。这个事实，连当时参加鸦片战争的英军将领奥却他朗尼都看得很清楚，他说，三元里之役“是由于粤省爱国士绅中有影响的人士在群众中散发了煽动性的传单和文告，把群众鼓动起来的。”(《中国战争纪事》)
　　陆力同志的文章大量地引用了当时人们写的文献，认为这些记载“处处讲的是乡民、里夫、草野”等等，“对所谓地主阶级组织领导”，“一字不提”。鸦片战争时留下的文献、诗歌中确实没有“地主阶级”四个字，但是，“耆富”、“士绅”、“监生”等算不算地主阶级呢？即以陆力同志说的“乡民”、“里夫”等也很难说只是指农民，不包括地主。举例如下：
　　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湖南省的士绅恐慌万状，“相率挈家惊走。公(曾国藩)在家遇乡里人，则教之以保守之方。”(《曾文正公年谱》)
　　咸丰帝传旨湖南巡抚，令曾国藩“邦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文正公年谱》)
　　曾国藩初办团练，致书湖南绅耆说：“团练之道非他，以官卫民，不若使民自卫。”(《曾文正公书札》卷二)
　　这里讲的，都是“乡里人”、“乡民”、“民”，请问，他们属于哪个阶级？都是受剥削压迫的农民和其他老百姓吗？
　　二、关于何玉成。这也不仅是评价何玉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问题。
　　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残酷地剥削农民，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对于地主阶级的某些统治人物还不能简单地打倒，须得对他们的一生作科学的分析。他们的一生中曾经做了很多坏事，但是在某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却也做了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或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好事，便应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以左宗棠、冯子材、聂士成为例，他们的一生，主要是镇压人民，但是左宗棠率军征伐沙俄和英帝国的走狗阿古伯，巩固了新疆；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胜法军，扭转了战局；聂士成在天津抗击八国联军，为国捐躯。这些人的英雄史绩便应充分肯定，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再以鸦片战争时的钱江为例。钱江在太平天国时，为清朝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诚设计厘金捐，盘剥人民，为清政府解决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财经困难，可以说是人民的敌人了。但是钱江在鸦片战争时，曾在广州明伦堂起草和散发反英斗争檄文，就这点说，他还不失为一个爱国志士。对何玉成的评价也应如此。
　　何玉成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影响不大、无足轻重的人物。陆力同志说：何玉成的“品格实在很低”，从他的诗歌看，“媚态、奴性兼而有之”。这可能是部分事实。但是何玉成喊出“谁失虎门险，竞生珠海波？艨艟频进港，将士尽抛戈。休养由来久，临危竟若何？”(《揽翠山房诗辑》)愤怒地控诉和揭露清朝官吏不战而降的事实，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何玉成以后还被清廷提拔为四川射洪县知县，残酷地剥削和镇压人民，他的一生基本上是与人民为敌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抹煞他在三元里曾领导群众抗英斗争这一历史事实；只有这样，才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然，这里要弄清楚，何玉成到底有没有领导过群众抗英斗争。拙文曾提到，据“鸦片战争时的公私文献”，他曾领导过。这不是凭空编造，不惮烦琐，我们再抄点原始材料如下：
　　“夷兵以船泊泥城，登岸肆扰，……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夷氛记闻》)
　　两广督宪衙门批示：“该举人何玉成等，督同各乡丁勇，奋不顾身，杀毙匪多名，我乡民亦有伤亡，……逐一核明，从优详请赏恤，以昭激劝。”(《鸦片战争粤东义民抗英史料》)
　　“道光二十一年英兵打广东，……我乡何玉成号召大家奋勇抵抗。”“1841年5月31日，余保纯找到何玉成，限令收兵，解散队伍，何玉成不肯。”(《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
　　“各宪委余首府、两首县，备酒三席，赏慕德田各村举人何玉成等十三人，同饮酬劳，并赏绅耆匾额。”(《清道光朝留中密奏》)
　　“举人六品军功何玉成，奋勉有为，不避艰苦，前在三元里打仗，著有军功。”(《军机处档案·程矞采单》)
　　以上的材料对何玉成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作用可能有夸大失实之处，但是何玉成真如陆力同志所说，“仅是三元里之役的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什么领导者，为什么两广总督会看中他，非要保荐他不可呢？何况拙文仅说何玉成是这次抗英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并没有说他是“唯一的领导人”！
　　三、关于韦绍光。这实际上涉及如何对待近代史的调查材料问题。
　　解放后，有些部门和史学工作者对近代历史进行了大量调查，搜集了很多口碑材料和歌谣，其中不少很有参考价值。这成绩是不能也不应该抹煞的。但是不容否认，由于事隔多年，这些口碑和歌谣经过口耳相传，总有一些不那么确切、可靠。因此，我们认为在引用时，应与文献材料相互对证，有所抉择，而不可无分析地当信史征引。韦绍光便是其中的例子之一。
　　韦绍光确有其人，这是不成问题的。1973年在广州白云山麓发现韦绍光及其妻的墓碑，是确凿的证明。问题在于韦绍光是否三元里的抗英领导人。据当时文献，三元里抗英斗争中牺牲的烈士，杀死英少校军需毕霞的颜浩长和义勇陈棠、吴濯泉等均有记载，而传说的三元里抗英武装斗争领导人韦绍光却无“片文只字”留下，这便值得研究了。
　　原来韦绍光的抗英事迹，主要得诸解放后的调查(调查纪录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等书)。从调查材料看，反映韦绍光首先发难并领导群众跟英国侵略者斗争的，只有韦绍光的孙子韦祖。此外，李翀伟说：由于“韦绍光看见其妻受辱而与英军搏斗，乡人遂群起助战”(《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这里也只说“群起助战”，未言韦绍光组织领导。这些后人口述的材料，还缺乏任何旁证。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调查材料虽然可以作为编写历史的参考，但总不能作为编写历史的主要根据吧。
　　我们不认为韦绍光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袖，主要因为目前还缺少确切的根据；如果一旦有了信实的材料，自然会改变这个看法。这并不等于否认农民不能成为革命的领袖。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革命斗争中，曾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如陈胜、吴广、方腊、杨么、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杨秀清、张德成、曹福田等等。这些人在领导农民起义之前，常常经过革命的酝酿，在群众中做过艰苦的工作，取得群众的信任，如陈胜、吴广、洪秀全；有的则在参加农民起义后，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赢得了革命农民的拥戴，如朱元璋。他们都有一个锻炼成长过程，不可能是天才，一眨眼就成为英雄。据现有材料，韦绍光平日在农村中是默默无闻的菜农，怎么可能在英军侵略下，“突然成为一百零三乡的盟主”呢？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能理解为农民“不能领导三元里抗英斗争”。事实上张德成等经过长期的革命酝酿，发动和组织群众，不是也领导了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的斗争么？
　　三元里以及东南沿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领导者多是地主阶级的爱国士绅，过去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等都是这样看的。只是近十年的著作才一反前调，认为是菜农韦绍光的领导，可又举不出确凿的令人信服的材料。说这些反侵略的斗争是地主阶级的爱国士绅担任组织领导，只是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爱国士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反侵略斗争的主力仍然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这正如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而革命的主力是广大劳动人民一样。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这与阶级观点是统一的，并不矛盾的。
　　讨论问题需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挖苦讽刺，当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在今天看来，恐怕还不能不同极“左”思潮作斗争，偶有疏忽，那股子思潮还是会发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