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这本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它充满了一种历史使命感。“只有五种语言在传布文化上有过压倒优势，它们是古典汉语、梵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和它们比起来，甚至象希伯来语和法语这样的文化上很重要的语言，都落到次要的地位。”(萨丕尔：《语言论》第121—122页)可是汉语研究的现状却令人汗颜，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一种语言，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一个独立的语法体系。虽然人们可以说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但这个事实无疑有着深刻的文化史和哲学上的教训与含义。作者是深刻的，虽然他的专业是语言学，然而他却从文化发展史和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反省这一现象。他通过周密的纵横两个方面的分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本书虽然是谈语言学的，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纯粹语言学的范围。因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历程的一个缩影，作者反思和总结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许多教训，同样也是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教训，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对于这一百多年来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到了全面、深刻、系统地加以反省和总结的时候了。
一
本世纪人文科学的研究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语言研究成了人文科学家们共同关心的焦点。不仅语言学研究本身在本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给予其他人文科学学科以重大的影响；而且其他各门人文科学学科也纷纷将目光转向语言研究。这就为人文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的交流、渗透和融合奠定了切实的基础，给新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如果说数学研究是一切自然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的话，那么语言研究也可以说是一切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这一点将越来越清楚。
在人对世界，对自然的困惑、探究和理解的无穷进程中，语言占有核心的地位，这决不是偶然的。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的：“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大的特点的”，它“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它是人们表达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工具，是维系民族的纽带，是历史的宝库。”(帕默尔：《语言学概论》，中译本，第148页)语言又是我们所感知、所体认和理解的世界形式，人是按照其语言的形式来接受世界的，这种接受形式决定了他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语言形式之外的世界对人来说既无法想象，也不可思议，在这种意义上它只是一个“无”，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
通常人们总是认为语言只是交流信息、表达思想的工具，甚至把它看成只是一套用于人际交流的符号系统，这样理解当然不错，但未免过于狭窄了，容易忽略语言的本质方面。
正如思维要运用大脑一样，语言也要运用发音器官和听觉器官，但严格说来，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理活动，而是一种人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产物和典型体现。虽然从生理上说每个人天生具备了说话的条件，但说话的实际能力却是后天获得的，或者说只能在一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中获得。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所指出的：“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语言论》第4页)长期以来，语言研究之所以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就是因为只是把语言简单地看成是一套用于人际交流的纯粹的符号系统，而对于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本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估量和重视。或者说，只是把它看成“器”，而没有同时将它看成“道”和“道体”。但是，如果文学研究不去研究“文学的第一要素”——语言的话，那么这种文学研究岂不是将文学的根本置于不顾吗？同样，历史研究如果对于历史文献和记录历史事件的语言，以及历史人物本身使用的语言没有很好的掌握，那么这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就要大打折扣。至于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学，如果不把语言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的话，哲学就放弃了一个理应属于它的最为关键与根本的研究领域，哲学研究的其他问题也无法得到真正的阐明。
从外在形式看，语言确实是一种符号或符号系统，但从本质上看，它同时也是一套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其根据即在于语言的社会性和人文性。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在掌握使用它的同时，也接受了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意义，不由自主地受它们支配。所以我们固然“不能把语言当做单只是一件心理——物理的事来给它下定义”，(《语言论》，第7页)也不能根据它的外在形式来给它下定义，而应该从它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义着眼来给它下定义。这样，我们对语言的理解才会是全面而深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体会语言研究对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普遍而基本的意义。总之，“语言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的现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柏林，一九五八年，第390页)它忠实地表现和维持着社会各种关系的运转和变化。
二
语言作为人类的基本特性和基本活动，固然有其普遍性，语言学研究应该体现这种普遍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语言也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一点现在是十分清楚了。”(《语言学概论》第139页)语言总是特殊的语言，离开了语言的特殊性，就没有语言的普遍性。语言的特殊性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和社会的特殊性。语言学如果要成为一门普遍意义的科学，理应充分考虑到语言的特殊性的关键意义，在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人类语言的一般特点，在此基础上方能确定语言学研究的一般范围、理论和方法。然而，由于人类语言的丰富多样性，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学家要想成为人类所有语言的专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语言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它不能由某些民族的语言学家(如西方民族的语言学家)来最终建立。具有真正的普遍意义与世界意义的语言科学，理应是全世界各民族语言学家共同努力的产物。毋庸讳言，在语言科学的研究中，西方语言学家是走农前列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整个人类语言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在承认、引进、借鉴和学习西方语言学成果时，也必须看到，西方语言学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带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从广义上说是西方文化传统本身的局限性，从狭义上说是西方语言学家研究传统、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然而，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似乎并没有足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在中国近现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似乎只有“守旧”或“西化”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几乎成了近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宿命。
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国粹”和“西化”之争虽然可悲地反映了中国人基本文化心态没有根本的改变，但也是一面无情的镜子，照出了我们心理上、思维上和精神上的许多缺陷和弱点。首先就是缺乏冷静的分析和分辨的能力，对于文化各种成分的不同性质和功能，没有加以应有的区分和不同对待。例如，既然自然科学似乎是无所谓文化差别的，因为它研究的是自然事物的一般规律，那么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似乎也是如此，因为它们既然是科学，就是研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同样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殊不知人文世界不同于自然世界。如果说操不同语言的人实际上没有相同的颜色感经验的话，那么在不同的文化形成的不同的人文世界中，事物的确更有巨大的不同。然而，当我们将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成果用于研究自己的文化时，照搬和亦步亦趋则是致命的危险，它实际上将增加真正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困难。因为任何文化建设严格说来都是一种创造，离开了自己的创造，任何独立的文化实际上都不可能产生。这从文化的总体上来讲是如此，从具体的文化领域来看也是如此。
当然，文化创造决不排斥引进、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但这种引进和吸收始终应该伴随着反思和选择，消化与贯通。法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历史学告诉我们，人类只不过是在孤立与交流的某种平衡中发现了它的独创性。各种文化应该交流，否则它们就会僵化。但是文化交流不应太快，否则就没有时间吸收，没有时间把从外面借鉴来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法国《快报》，一九八六年，第1841期)不幸的是，中国人与西方文化的广泛接触发生得太迟，蓄之愈久，发之愈速，一旦国门打开，各种西方文化思潮一涌而入，使中国人目迷五色，无暇分辨，重综合而轻分析的传统在这里又大显身手。西方文化一度成了先进、科学与希望的象征，即使在语言学研究这种民族特殊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人们也往往过于重认同而轻求异，以致不管汉语本身的特点怎样，仅仅根据西方语言的某些优点就对汉字的价值提出了疑问，认为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已经落伍了，应该走各国拼音文字的共同道路。
尽管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界前辈一再强调汉语的特殊性，坚持汉语研究必须从汉语自身的特点出发，可是，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在总体上却象作者在书中所言：“几十年来，汉语的研究只满足于西方模式下的形式描写，把这种描写视为唯一科学的道路，这既局限了语言研究的道路，又无助于认清汉语的特点。”事实上，“纵观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我们最缺乏的不是在西方理论规范下的事实描写，而是立足于汉语特点的理论思维。”
三
西方语言学研究，是西方语言学家在西方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以西方语言为基本材料思考的结果，它有着强烈鲜明的特点。西方语言的形态化使得西方语言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注重形式研究，更确切地说，注重语法的研究，此外，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追求确定性，注重形式分析和逻辑演绎的倾向，也加强了西方语言学的这种特点。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时起就有一个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形而上学传统，即硬把人从他所生存的世界中分离抽象出来，把人与世界置于对立的态势。但实际上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的世界，把人与世界不可分割的各种本质关系，首先当然是社会人文关系，硬要割断，那么人的本质特征就只剩下哲学家所赋予他的思维能力了，因而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思维的动物，用理性与兽性相区别，以此把人与动物相区别。这个定义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直到马克思才开始向这个定义提出疑问。人的定义如果是思维的动物，那么他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他的主要任务当然是认识世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与世界重新发生关系。另一方面，把世界当作人所面对的客体，人对世界的认识很自然地是一个视觉模式的认识，即世界对人，只呈现一个平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渐渐发现这个平面并不稳定，经常有变化，于是又把世界二元化为现象与本质。但这样一来，人与世界更疏离了，人怎样确切把握世界成了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的千古难题。然而这个基本假设长期以来却一直支配着西方人。如果世界与人的关系只是一维的、平面的对立关系，那么人很自然地会去追求认识的确定性。人的认识过程的有序性，也使人们觉得形式化是获取这种确定性的保证。因此，追求确定性和形式化就成了西方学术最有特色的传统。然而，确定性和形式化是有限度的。在对局部的问题，或事物的某一方面的研究中，确定性和形式化应该是人所追求的目标；但在对人性及其具体表现——人的实践行为和世界本身进行研究时，片面追求确定性和形式化定将导致谬误。我们难道是在找到了一种描写语言能力的理论或规则形式系统之后才对人类掌握自然语言这类能力有所理解的吗？还是我们只有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才用理论和形式系统对它作出一定的解释？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不是视觉模式的一维的、平面的认识关系。当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实际上是对上述西方主客体之分形而上学思想的革命性超越。既然人与世界的关系如此多样复杂，因而把体现了这种复杂关系的人的语言和语言行为形式化就有很大的限制。语言的那种无法之法是不可能完全形式化的，任何公式化系统化对它来说都是太不够了。至于语言学家总结的语法规则，只不过是某种规范，而他们的理论描写，也很少现实意义。可是的确有些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想要创造一种规则严谨、毫不含糊的理想语言，然而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计算机也好，数理逻辑也好，都没能帮上他们的忙。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理想语言要以日常语言为基础，更在于语言不是纯粹的工具，它是我们世界存在的一部分。波拉尼指出：“当我们使用一种工具或探测器时，并不是把它们当作外在事物操纵的……它们存在于我们一边……构成了我们这个操作者的一部分。”(波拉尼：《自身知识：建立一种批判哲学》，纽约，一九六四年，第59页。)
西方形式主义的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的本质特性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干脆把它排斥在语言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但纵观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又恰恰是对这个本质特性的认识在推动语言学的发展。索绪尔形式化研究的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而乔姆斯基要形式化的是人的语言能力，他们之所以比一般的形式主义高明，就在于他们自觉地从语言的本质特性出发；而他们的局限也在于囿于形式主义传统，没有看到形式化研究的限度，试图用有法之法来描写无法之法，结果划地为牢，自己反被束缚了手脚。
西方思想家对于自己哲学文化的形而上学传统的缺陷的普遍反思是从本世纪开始的，反思尚属不易，克服就更难，传统总是不知不觉地在支配着人们。另外，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西方语言也特别适于形而上学思维。在语言学研究领域里，语言学家不仅要受传统的影响，而且还要受他的研究对象的制约。每一个语言学家必然从他最熟悉的语言出发。由于西方语言本身的形态化很强的特性，西方的语言学研究恐怕必然会体现这个特性，注重这个特性，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语言学家有着与西方语言学家截然不同的思维和文化传统，有着迥异于西方形态语言和拼音文字的汉语和汉字，理应有具有鲜明特色的自己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并且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语言学理论的最终建立作出自己责无旁贷的贡献。
四
中国人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字，也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传统。在此传统背景下，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观。中国人从哲学意识萌动时起，就没有把人与世界对立起来，而是始终把人看成是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人之伟大和价值不在于使世界打上他的印记，而在于他体现了世界和宇宙的各个方面，即“万物皆备于我”，从而能“赞天地之化育”，与宇宙精神相往来，最终在“天人合一”或“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中，从宇宙论的高度体认人和世界的本质关系。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确实没有西方哲学中那种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以认识世界、征服世界为己任的主体——自我。中国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他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也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炼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全方位关系的语言，因此也不是纯粹的符号系统与工具。相反，古代的中国人倒是自觉地意识到了语言本身的本体论性质。语言体现了天道，所谓“志以道宁，言以道接”(《尚书正义》)，“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语言的世界性或者说语言的本体论地位，中国古人是清楚地意识到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挚虞：《文章流别论》，《艺文类聚》卷五十六)这种说法。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巨细无遗，统统表现与包含在语言中，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借用庄子的话说是“藏天下于天下，而无所遁。”(庄子：《大宗师》)尽管语言是人的直接产物，但因为人原与天地共生并立，所以从根本上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第一》)刘勰这段话典型地表达了中国古人对于世界、人、语言三者关系的本体论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的对语言本原的说明。
当然，中国古人对于语言的认识并不停留在本体论的层次，他们对于语言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诸般功能，同样知道得很清楚。扬雄在《法言》中对语言和文字的不同作用作了如下表述：“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
者，莫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论久明远，著古昔之
，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事也；书，心画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先人总是从宏观的方面，从语言本质的方面——它的世界性和人文性方面来思考语言问题。因此，落实到具体的语言研究上，就表现为以语义问题为中心，而很少顾及纯粹的语言形式和语言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语言的本质方面，而没有把语言的本质与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明确区分开来考虑。这也造成了对于语言的形式的研究和形式化研究严重缺乏，不仅根本没有语法研究，即使对于语义的研究，也显得支离零乱，不成系统，更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我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
我以为，尽管汉字是有鲜明特性的文字系统，但中国文字学研究应该也可以对普遍的书面语言学的建立作出重要的贡献。这是因为：一般的文字系统都经过象形的阶段，象形文字包含的文化信息和语义密码不会在后来的文字系统中了无踪迹；任何文字系统都有其内在独立性，都有言语根本不具备的功能，而这种内在独立性和不同于言语的基本功能，对于任何文字系统都是普遍的；文字作为视觉符号系统一定有其共同的特点。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研究在自身现代化的同时，也完全可以推陈出新，利用自己已经先走一步的优势，率先开辟一块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为一般文字学理论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之，正象作者所说的：“汉语的民族精神和独特的面貌不但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它应以自己的特殊规律去丰富人类对语言的认识，推动人类语言理论在印欧语基础上的第二次开拓和飞跃。”传统语言学研究的遗产必须加以形式化、系统化和新的阐发，空白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应该填补，完整的汉语理论体系应该建立，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借鉴、引进和消化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但引进毕竟不是创造。符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体系、范畴、概念和研究方法，只能是中国语言学家智慧、信心和创造力的产物。这样的语言学家已经出现了吗？申小龙的这本书提供了肯定的答案。
这本书的意义还在于：它以清晰流畅的语言，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无可辩驳的论证，向人们展示了祖国语言的特点和优点，使人们对它产生前所未有的兴趣。同时，有心的读者和一切关心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人，都会从他这本著作中看出语言研究对于一切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作用和极端重要性，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而语言研究的勃兴，又往往是文化复兴的标志。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学革命”为其发轫的话，那么谁能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不会以语言研究的热潮揭开其序幕呢？
(《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申小龙著，即将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