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克思主义是指南还是公式？

　　陈涌同志在《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八期)一文中，严厉评价了刘再复同志的文学研究工作，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他所关注的，“不是枝节问题，也不只是个别理论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的问题”。我赞同陈涌同志的这一表述。正因如此，我想坦率地对陈涌同志的文章作一点批评。
　　一
　　陈文讨论的主题之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文章作者认为，任何理论研究都不应当忘记“一定的文艺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的事实，而刘再复同志讲的“主体性”或“主体结构”恰恰违背了它，这种“主体结构”代表着一种“超越时间空间、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人，表现了一种“无条件的、可以无限扩张的主观能动性”，因为刘再复同志的论文中让人的主观方面(“行动着的人”或人的能动性)凌驾于人的客观方面(“客观存在的人”或人的受动性)之上，使人可以不受制于一定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凭自己的意志能力去支配外部世界。这已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
　　事实真如陈文所讲的那样吗？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刘再复同志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方法是否严谨、是否准确，当然可以讨论。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去评价它们。譬如说关于“主体性”概念，我的意见同陈涌同志相反，我以为，这一概念是从现实出发积极思考的结果，它触及到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和社会体制变革的背景下，如何使人的主观方面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挣脱旧的框框，发展能动性、创造性。刘再复同志曾经对记者解释他研究“主体性”的想法和目的。他说，当前的经济改革要真正深入人心，必须从历史合理性方面进行完整、系统的理论阐述，使人们从心灵上接受改革，增强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这就要在全民族范围内提倡首创、开拓和探索精神，并为这种伟大而艰辛的探索创造与之相应的文化心理环境。文化宣传要成为改革和现代化的文化动力，从根本上改变封闭狭隘的心理结构，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健康的文化心理结构，使精神文明从一种外部规范转变成人的内在精神要求，避免造成开放的经济同封闭保守的文化相对立的局面。由此考虑，他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以及其他文章中阐述了“主体性”问题。简单地讲，这一问题的提出，也是为了“搞活”人的观念，强化人的自主性、进取感和创造精神。“人不能满足于充当客观条件制约下的一个‘螺丝钉’，人可以在历史提供的各种可能性中作出自己的选择，成为历史的主人”。
　　据我所知，刘再复同志并不是最早提出“主体性”概念的人，他只是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比较明确和系统地对之作了说明和解释。早在几年以前，李泽厚同志就已在哲学界中提出并仔细限定了“主体性”，并将它作为他所说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始基范畴。他同时也承认，他用的“主体性”概念，受到了当代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卢卡奇的启发。十五年前已告别人世的卢卡奇，在他晚年最著名、最重要的著作《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专门探讨了作为社会的主体的人(人类和个体)的问题。
　　按照这些学者的研究，“主体性”是以同时作为社会主体和人类个体的人为分析目标的概念，它既具有外在的即工艺——社会的结构面，又有着内在的即文化——心理的结构面，它不仅具有人类群体(又可区分为不同社会、时代、民族、阶级、阶层、集团等等)的性质，而且有着个体身心(如人的审美特征、偏好、感知、理性、经验、印象等等)的性质。观测人类和个体的成长，自觉地把握它们，便是“主体性”研究被赋予的功能。“主体性”仍然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既必须具有冷静的对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的研究分析，又同时具有主动创造历史的伦理主张；既包括对过去的回顾和总结，也包括对未来的追求和渴望。作为一般性、普遍性的范畴，“主体性”概念在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时有着不同的研究内容，比如它在文艺学中就侧重分析文化心理和个体身心的结构面(“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产生便是分析的结果之一)。
　　这里没有必要过多地解释“主体性”概念，因为它本身仍然是一个不够成熟的、有待深入开拓的范畴，然而，适当地加以说明还是应当的，至少这有助于人们确定自己对于争论的偏好点。
　　我认为，应当高度评价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所作的革新工作。“主体性”概念的提出，是对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进行深刻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结果。，人们试图从长期的文化专制和思想愚昧中摆脱出来，一般说来，很多人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危机感，对人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刘再复语)和民族精神活力的衰退深感忧虑；他们不仅期待着现代化的体制和经济，更憧憬着现代化的观念和个性即现代化的人。在改革的浪潮中，他们努力寻找和批判造成民族精神和人的个性趋于泯灭的根源，发现和揭示成熟民族和先进文化的特征。无论具体工作尚存在哪些不足甚至错误，这种努力是积极的，是在用推动观念形态变革的方式支持体制形态的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它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完善，恰恰相反，它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并且符合着时代历史的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注意到，他们在批判和改造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时阐发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论述，可能会由于其对重点的强调而引起一些人的误解。恩格斯是这样说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致约·布洛赫的信》)在另一封信中他也承认，马克思和他在一个问题上“都有同样的过错”，即：他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从而给了一些人以曲解的理由。
　　应当看到，马恩说他们对交互作用及非经济因素注意得不够，并非意味着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一方面；与许多人不同的是，他们在自己的思维范围内留下了对譬如说艺术的特殊性进行深入研讨的余地。马克思提到了古希腊艺术的例子，他说道：“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他指出，对于“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很难用通常的标准去理解和衡量，现实中的不平衡现象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曲折得多。我们从《导言》中马克思那提纲式的、不完整的但却是有意识的、天才的语言看得出来，他正试图理出一个头绪并解决他自己提出的悬而未决的难题。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阶级斗争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理论研究上给予与人类客观历史进程有关的方面更多的重视，从而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以及广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但他们没有或者比较缺乏同人类主体的主观结构有关的深入、系统的探讨，从而我们迄今为止还不具备比较成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以及广义上的语言学和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构造上的这种不足与缺憾，是每一个有现实感的人都可以觉察得到的。
　　也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应当满足于重复和解释马恩已经阐明的理论，更不应当简单化地论证和运用他们在论战时或其他特定范围内叙述的观点，而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的要求创造性进行我们伟大的先行者未做完的工作。这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来含义。
　　恩格斯曾经警告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可以认为，如果简单化地应用精神是物质的反映的原理，将造成片面的甚至有害的理解。我们承认物质生产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和个体心理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然而我们反对把主体结构当作客观外界的附庸，反对那种有意无意忽视甚或抵制主体的反思功能和前瞻功能的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赞成陈涌同志对于“主体性”思想及其阐述者的指责。
　　二
　　陈文不光是谈论理论和方法问题，它也用理论和方法评价现实政治，“去观察历史，观察现状”。文章批评说，刘再复同志关于中国现在正进行着一次理论上的变革，从文学角度看已逐步形成对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进行重新审视的看法，是错误的、“不实事求是的”；把现时期的理论变革看作是继“五四”之后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次积极设计的认识，是错误的估计，是对从二十年代末以来革命文艺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性的否定。
　　由此，产生了我们之间的第二个大的分歧点。
　　我个人认为，把“五四”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气魄宏大的新文化建设，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至今仍处于勃兴状态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作“五四”以来的第二次前所未有过的重大思想变革，是丝毫也不为过的。
　　“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新型的民族觉醒，它代表着中华民族走向成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成熟，在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两个标志：一层意思是，代表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同人类其他民族的比较中，敏锐地发现了深藏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阻碍中华民族跨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国民劣根性，并产生了对传统的幻灭感和对现实的危机意识；这是对从盛唐到大清帝国之整个过程的自尊自大、盲目排外的民族意识的反动，是名符其实的自我意识升华或理性觉醒。与之相应的标志就是民族危机感的出现。另一意思是，新文化在与旧文化的冲突中，从根基上动摇和震撼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儒家传统的思想堡垒，长期匍伏在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们第一次有了真正人的自我觉醒，认识到自己还不是独立的人，不具备做人的种种权利，由此产生了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根基儒家文化的强烈愤懑和抗争意识。这是又一种理性觉醒。与之相应的标志就是人的危机感的出现。“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拿来主义”的口号，就是在上述两种危机感的驱使下提出的。“五四”运动是自发的革命运动，又是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的精髓或者说“五四”精神，是崇尚科学与民主(所谓“德赛先生”)，抵制愚昧和专制。“五四”以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还不曾有过任何时期、任何思想运动达到类似的高度。没有“五四”运动，从比较窄的意义上说，就不会有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从而就不可能有中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和解放事业；从更宽广的意义上讲，就不会使中华民族从漫长的昏睡状态苏醒过来，从而就不可能真正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狭隘、保守、缺乏进取力的意识弱点。
　　今天，人们之所以把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对外开放和自我反省的思想历程称为“思想解放运动”(陈涌同志在文章中似乎始终未提及这一概念，不知是疏忽，还是别的缘故？)，并且把它列为第二次重大的思想和文化变革，是完全有道理的。它首先是对“文化革命”中的“造神运动”的直接否定，是对“两个凡是”口号和做法的拒绝；人们痛定思痛，决心使那种愚民政策永远不再出现。这是最简单的一层含义。其次，它又是对解放后几十年来思想发展历程的反思。人们不仅对一九五七年以后的种种现象作了否定的结论，而且深入思考隐藏在象反电影《武训传》、反胡风“反党集团”、对于社会学和遗传学等等的粗暴态度后面的东西。这种反思更有深度、更为艰巨。再次，如同陈文承认的，人们还对三十年代以后的革命运动中的意识形态作了审视。刘再复同志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这种审视的结果作了阐述：“我们的文学批评从三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大体上是庸俗的阶级斗争论和直观反映论的线式思维惯性。观察事物的参照系统主要是政治背景。”大一统的思维模式从那时起逐渐形成和强化，文学艺术的功能被限定和狭隘化，对不同思想和言论的压抑由整肃发展到批判直至强制……。这一审视代表着本质上全新的一种选择和转折。生活告诉人们，存利除弊，去旧布新，不仅是体制模式转换的需要，而且是观念形态变化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不能不说是适应了这种内在的要求。所以，尽管我们的思想变革仍远没有完成，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场同“五四”运动有着同样甚至更加伟大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意义最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在形式上、在时代背景上有着相似之处，而且在内容上、在实质问题上具备着惊人的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在谈论鲁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作用时，存在着一种曲解真实、“六经注我”的倾向。比如，陈文里说：“鲁迅不但三十年代，而且从二十年代末革命文艺论争的时候，便一面猛烈地批判虚伪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猛烈地批判否认文艺的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思想，另一方面也不留情地批判革命文艺内部的庸俗的‘阶级斗争论’”，从而对革命文艺运动起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种看上去不偏不倚的说法，完全避开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如果我们撇开属于枝节末梢的各个时期的具体纷争和内部矛盾，用宏观的历史眼光观察问题，就会十分清楚：鲁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真正作用，既不在于“纠偏”，更不在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旗手，鲁迅的地位始终表现在，他是“五四”精神的象征，他以一种毫不留情和毫不妥协的批判姿态，站在反封建反专制反愚昧斗争的最前列，用“打倒孔家店”、提倡“拿来主义”、呼唤“科学”与“民主”、铲除“国民劣根性”等等口号和要求，穿云裂石、震聋发聩。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点就已得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肯定。陈涌同志应该是很熟悉这一切的，但在他的长文中却只字不提鲁迅这方面的主导作用，实在令人困惑不已。
　　思维的逻辑把我们引导向另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在体制和观念面临全面而深刻的改革的今天，政治文化批判的重点和中心应当是什么？是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深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在我们的体制和观念中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努力实现科学(现代化)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目标？还是延续旧的传统和思维定式，比如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下，(在实际上)坚持展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的抉择。我想，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毫不含糊地选择某一种回答，用鲁迅那样的姿态去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作斗争。没有这样明确而坚定的回答，中国的改革想要达到的目标——民主和现代化——是难以实现的。当然，用这样的方式提出和回答问题，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只有庸人才会这样去理解。那种打着“防止用资产阶级思想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人，他所坚持和维护的，并不一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往往可能是带有封建主义或其他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我十分赞成黎澍同志讲的话。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要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实质并给以批判，而且首先要同传统的封建思想彻底决裂，否则他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就多半会成为封建意识的借尸还魂。”(《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见《再思集》)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道：“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五四”的目标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没有能够实现，中国仍然是一个缺少民主与科学的国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能否实现民主与科学的伟大理想呢？我们的党是这么号召的，我们的人民是这么期望的，关键在于(首先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能否完成由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换，尤其在于我们对几十年来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的重新审视和“又一次积极设计”能否最终成功。
　　三
　　最后，让我们回到方法论的角度，简短讨论一下意识形态革新的问题。
　　前面的争论使我们不禁想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符合时代精神的理论探讨在有些同志心目里变成了“异端邪说”？怎样使我们的意识形态适合改革和现代化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当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一地位不是自封的，不是某个人作用的结果，而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摸索之后所作的选择。今天，我们毫不犹豫地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革和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然而，应当指出，任何意识形态在经历了长久的支配地位以后，若不进行自我更新，若不按照时代的变化加以修正和补充，它就会从内部滋生出一种惰性，逐渐削弱乃至最终窒息原有的批判和进取精神。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也毫不例外。历史总是青睐那种富有强烈时代感的学说，而绝不会根据“地位”去照顾任何一个被当作教条的理论。
　　不能不看到，在以往的几十年中，由于斯大林主义模式和传统的封建意识的影响，我们的意识形态里形成了一种自我孤立、自我崇拜、自我服务的倾向，与此相应，它缺少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精神。“顶峰说”、“中心说”等等，极其明显地暴露出这一倾向的宗派主义色彩。它不仅抵制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意识形态及思潮流派，它也拒绝和排斥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其他解释，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唯我独尊，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日益狭小的圈子里。它把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唯一目的就是维护和强化旧的体制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可以随心所欲加以解释的政治工具。
　　在这种宗派主义倾向中，又深深掩盖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无可奈何的失败主义情绪。这里讲的“失败主义情绪”与一般说的“信仰危机”完全是两码事，它是指那种深藏于强大外表之后的一种空虚和胆怯的东西。同宗派主义的其他形式有所不同的是，我们所讲的意识形态宗派主义是靠国家行政力量维持的。它知道，离开有组织的支持，离开对法律制度、宣传媒介、行政系统等等的严密控制，自己的失败和被抛弃是必定无疑的。因此，它不仅拒绝对话和学习，而且制止不同声音的出现；它不仅用诸如“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或“发达的物质生活、空虚的精神生活”之类的言论去指摘飞速前进的外部世界并聊以自慰，而且站在“正统”或“正宗”的地位上，采取貌似公允的态度，去判决善恶是非，惩罚“异端邪说”。它可能时常获胜，但不是靠的自由争论，而是依赖超争论的强制力。在这种条件下，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只能是行政上的，真理性的多少却与之不成正比。
　　现在，很难说这种在“文化革命”中登峰造极的“左”的思潮及其一套做法已完全销声匿迹。尽管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的变革形势令人鼓舞，人们还是看到，“局部阵雨”和短期回潮仍时有出现。要想全面和彻底地改革，不从根本上摒弃旧的那些东西是不可能的。
　　出路在于改革，在于杜绝产生极左思想的根源。我们不仅要否定斯大林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我们也要改革我们的意识形态结构，这就是：克服宗派主义，改变“大一统”的做法，鼓励形成多元化的观念构造，让“双百”方针成为思想和文化领域中活生生的事实。
　　需要澄清一点：有人一听“多元化”这个词，便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心和议论，常给人杞人忧天之感。实际上，多元化(无论是文化的、经济的、社会政治的多元化)是一种客观趋向，是现代化社会的要求。今天，我们党对于其他共产党建设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赞扬，就是承认和尊重多元化的一个例子。同样理由，基于共同的追求之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也应当允许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如果说，陈涌同志的文章在许多问题上也是一种解释，也算一家之言，那末，它对刘再复同志的论点的严厉非难，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不存在所谓“贬弃”马克思主义、对之“弃置不顾”的问题，也不存在“数典忘祖”、倒向西方的问题！对于这种评论，我觉得无法回避和让步。宽容是必要的，但宽容首先是对不宽容的不宽容，否则宽容本身无地可容。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经历不衰，根本在于它有一种拒绝人们把它作为教条对待的内在要求。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研究在内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工作，没有理由忽视这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