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前一篇通讯(见《读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所介绍的第三十五届国际书籍博览会一样，这次书展举行的地点也在德国西部的文化中心法兰克福，然而时间却要早得多，即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一九二八年。它的规模远远没法和当今世界的国际大书展相比，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界和出版界来说，却似乎更加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展览，和我们关系密切的展览，题名为“中国的书和关于中国的书”(“Das Buch in China und das Buch über China”)，也就是说，展出的都是我国出版的图书以及国外出版的介绍我国的书籍。
书展系由当时德国的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和法兰克福中国学院联合举办，以法兰克福市的市长为名誉主持人，而最初发起者和实际组织者却是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我国驻柏林使馆的代办也参加了筹备委员会，但从没有从国内运书去参加展出这一事实看，这位先生显然没有做多少筹备工作，仅仅当了个挂名委员而已。
根据书展结束后卫礼贤教授出版的目录统计，共展出了图书一千四百三十五种。整个展览分作“中国的书”和“关于中国的书”这样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即“中国的书”包括善本古籍，各家哲学著作，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此外还有一个特展，即用实物和模型表现书籍在我国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的展览。后一部分即“关于中国的书”包括历史上关于中国的著作，一九○○年以后出版的著作这样两大类；每一类又按内容细分为小组，真是历史、地理、游记、民俗、语言、文学、宗教、哲学、社会、政治、经济无所不包；此外也有一个特展，即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所阅读过的中国书籍和介绍中国的书籍的集中展览。
至于各部分展品的完备程度和代表性，是很不一致的。其中以“歌德与中国”特展最为完备，几乎是无所遗漏地展出了这位德国大诗人所阅读过的近四十种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书籍，以及他自己撰写的有关文稿和日记等等。展品主要由魏玛的歌德席勒档案馆和法兰克福的歌德博物馆提供，它们给了日后研究歌德的思想发展特别是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学者一个重要依据。仔细分析一下详细纪载着歌德借阅各种书籍和撰写有关诗文的年月日期的展品目录，我们仿佛已在眼前看见伟大诗人当年热切关注远在东方的中国和悉心研读中国书籍的动人情状。
展品最不完备的要算“中国的书”部分，展出的仅仅是十九位私人藏书家和三十一家图书馆博物馆的部分藏书。其中以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提供的展品最多最有价值。除德国以外，荷兰、意大利、法国、奥地利以及苏联的一些单位和个人也参加了展览。全部展品总计为二百七十种，在浩瀚无垠的我国出版物中充其量也只能是沧海一粟。从时间看，绝大部分是明清两代的出版物，但也有四种宋版书和少量民国以后印行的书。从内容看，主要为诸子百家等古典经籍，其次尚有政经史地文艺等方面的著作乃至画卷印谱等。展品数量虽少，按展览主持者卫礼贤教授和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的专家赫尔曼·修勒的估计，却也不乏印制精美、能代表中国文化和书籍出版艺术的典籍善本。笔者于古籍版本之学可谓一窍不通，但为了不让对此感兴趣的专家和读者完全失望，仍勉为其难，不怕贻笑大方，列举以下十数种自己估计可能是有价值的展品，供研究鉴定，有的书名我无法还原为中文，只能列出原名，已译出的名称也可能不准确：
1)Yeh-k’o ts’ung schu，序于一一九五年，宋版，一套五本；
2)Sung-chien-pan-ma-tzu-lei，语言工具书，序于一一八二年，宋版一套五本；
3)《资治通鉴本末》(T’unf-chi-en-chi-chin-pen-mi，历史著作，序于一二五七年，宋版一套五本)；
4)《佛名经》(Fu Ming Ging，一三六二年朝鲜出版)；
5)《博古图录》(Po-ku-tu-lu，一三一二年大开本，元版一套四本)；
6)《文苑英华》(Wen-Yüan-Yinf-hua，集成于九八七年，宋版)；
7)《大明汇典》(Ta-ming-hui-ti-en，一五八七年印行，明版)；
8)《大明纪礼》(Ta-ming-chi-li，一五三○年钦定版)；
9)《大明一统志》(Ta-ming-i-s'ung-chih，方志，一四六一年钦定版)；
10)《重修郑和本草》(Ch'ung-hsiu-ch
ng-ho-p
n-tsao，一五二三年版)；
11)《大观本草纲目》(Ta-kuan-p
n-t'sao-kang-mu，一五七八年，明版)；
12)《农桑指要》(Nung-sang-chi-yao，一三一七年，元版)；
13)《农政全书》(Nung-ch
ng-ch’-üan-shu，一六三九年，明版)；
14)《乐律全书》(Yo-lü-ch’üan-shu，一五八一——一六○一年，明版)；
15)《华夷译语》(Hua-i-i-yü，明代Su-i-kuan使用的外语教材，两卷)；
16)《钦定古今图书集成》(Ch’inting-ku-chin-t’u-shu-chich’eng，一七二六年铜模原版，一套十本)；
17)《永乐大典目录》(Yung-lo-ta-tian-mu-lu，据一四○八年抄本翻印，一套十九本)。
除去上述典籍，展品中引人注目的还有各种版本的芥子园和十竹斋画册，以及各种太平天国文献。
至于书展的第二大部分即“关于中国的书”，其规模就要大得多，在前述图书馆和个人提供的展品外，欧美各国的近百家出版社也送来了各自印行的有关中国的图书参加展览，其中苏联一九二三年以后新出的俄文图书就达二百余种之多。在“关于中国的书”的历史部分，集中展示了十三世纪以后来华的欧洲旅行家、传教士、商人、外交官以及早期汉学家所遗留下来的著作，诸如三种古版的《马可·孛罗东方旅行记》(一四七七，一四九六，一五八四)、杜哈德的《中国详志》(一七三六)以及利玛窦、汤若望等人著述，也算相当难得。
笔者根据手边的文字资料，对半个多世纪前在德国举办的这次内容独特的书籍展览只能作浮泛粗略的介绍，很可能漏掉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但即使这样，读者大概已不难窥见书展的概貌。经过对展品目录的分析，再读了卫礼贤写的序言和赫尔曼·修勒于书展揭幕时发表的演说，我感觉到德国的学者和书展主持人于中国文化有着广泛深刻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介绍传播中国文化的巨大热情也令人钦敬。再者，展品中包括太平天国文献和大量苏联进步出版物这一事实，则表明卫礼贤等人的治学态度乃至政治态度的客观和开明。
这个于一九二八年在德国举行的书展，引起了笔者无数的思考和联想：一方面，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为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须知尚在我国还处于贫弱落后状态的时代，世界上已不乏有识之士，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满怀着崇敬之情，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以今日笔者在西德文化和知识界人士中之所见所闻，情况更复如此。可以设想，如果再举办一次“中国的书和关于中国的书”书展，那又将呈现怎样的规模和盛况！且不讲近几十年世界各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盈室充栋，单讲德国的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和大学汉学系，所藏中国图书大都数以万计，而且有的还有“特藏”，如唐版书、宋版书和五世纪与七世纪的敦煌稿本之类。另一方面，在自豪之余，我们又不禁要问，自己的珍贵典籍何以会流失海外，为他人所有，进而联想起百余年祖国受凌辱遭掠夺的惨痛历史。从法兰克福举办中国书展到今天已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其间德国经历了法西斯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破坏，曾参加展出的我国图书的一部分很可能也随之灰飞烟灭。即使如此，是不是仍有必要把书展的“中国的书”部分的目录全部翻译出来进行研究，并且对现状做一些实地调查了解呢？这个问题似乎值得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考虑。
一九八四年二月于海德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