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是充满希望的

　　从铺着红色地毯的过道里走来了一位身材颀长、穿着灰色薄毛衣的女士，肩膀上挎着一只蜡染的蓝色背包，头发花白了，但岁月似乎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她就是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在一个严冬的十一月的周末，我应冯亦代先生所约，前来见她。
　　她把我让进了她在北京饭店下榻的寓室。唯一的书桌上打字机敞开着，稿子似乎打了一半，躺在那儿。到处是书，都是她最近收集的国内的出版物，有《十月》、《延河》、《上海文学》、英文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夏衍杂文随笔集》、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等等。
　　“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就谈文学，”我说。
　　于是，她背靠在沙发上，双腿盘坐着，在柔和的灯光下，谈了起来。
　　亚洲作家应当了解亚洲文学
　　最近，韩素音女士作为与东南亚文学颇有因缘的作家在曼谷应邀参加并且主持了东南亚文学奖金(south East Asian Write Award)的授奖仪式和活动。这种授奖活动始于一九七九年，每年在曼谷举行一次。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各国推荐一名最有成就的作家参加这个活动。
　　这次活动是今年六月开幕的东南亚作家会议的继续。那次，马科斯夫人在风景旖旎的马尼拉湾举行宴会欢迎来自东南亚各国的作家。六月会议在八打雁省的避暑胜地阿苏尔港闭幕，为期三天。马来亚诗人萨利赫、新加坡作家通博、菲律宾作家卡洛斯·罗慕洛、尼克·华金、印度尼西亚作家萨斯特罗瓦多约和泰国诗人瑙瓦拉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东南亚作家决定出版一本东南亚文学作品选。
　　参加十月七日到十四日的东南亚文学奖金授奖活动的作家聚集在曼谷的“东方大旅馆”。《契约》(Convenant)的作者詹姆斯·米契纳(James Michener)主持了去年的授奖仪式。“我就住在米契纳曾经住过的套间里，”她笑了笑。
　　泰国的一位名叫乌西里·他马触蒂(Ussiri Dhamachoti)的作为泰国作家获得了今年的东南亚文学奖。他今年三十四岁，创作了短篇小说《坤通黎明将会归来》，描写一位母亲怀念到丛林中去战斗的儿子。泰国诗人瑙瓦拉·蓬拜汶(Nao-Warat Pongpaiboon)获得一九八○年东南亚文学奖。他认为，当前的东南亚文学“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文学反映社会，是生活的产物，而泰国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地改变着。”所以，瑙瓦拉认为，泰国作家应致力于“提高政治的和社会的觉悟”。
　　近年来，泰国文学正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在发展，作家竭力启示年轻的一代正视社会的弊端和种种剥削现象。如本·汪纳特(pluang Wannasri)在他的《妈，我们胜利了》小说中预言革命；集·普密萨(Chit Pumisak)在《封建主义的形象》中讨论了社会的阴暗面；社尼，绍瓦蓬(Seni Saovapong)在《魔鬼》里则歌颂了与贪污、腐化斗争的英雄。瓦·旺拉耶恭(Wat Wanla－yangkul)在他写于一九七三——一九七六年间的《白鸽》《血的蒸馏》《充满怨恨的水稻》《野蜜》中歌颂了一九七三年学生运动中富于理想主义的、献身社会的泰国青年。他最近出版了《理想主义的爱情》。小说以一九七三年的学生运动和一九七六年的政变为背景，描写一个男性学生和三个不同的女人的爱情经历；这是一部泰国传统的“哲理加爱情”的小说。人们认为，他们代表一种新浪潮派，恢复了泰国古代的文学传统。
　　“在闲谈中，我发现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我二十多年前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韩素音女士说。
　　乌西里的文学生涯只给他赢得二十美元的报酬。“光靠写作是无法维持生活的。作家非常贫穷，连买稿纸的钱都没有，”她紧锁着眉头说。
　　东南亚文学奖金给每位作家发七百五十美元的奖金。韩素音女士为成立一个东南亚文学翻译基金捐赠二千美元。“通过这次活动，我痛感东南亚各国文学有互相翻译的必要。菲律宾作家只懂英文，不懂泰文，而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作家却不懂英文。他们互相不能交流思想。”她低头沉思了一下，充满感情地说，“我已是成名的作家了，我应该支持未成名的、正在奋斗的作家。有的西方人大喊大叫，说亚洲作家又穷又苦，然而，谁真正帮助他们了呢？”
　　“泰国笔会和作协一半成员是妇女。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妇女创作却只能用男人的名字发表。我对她们非常感兴趣。但我看不懂她们的作品，希望能有人把它们翻译出来。”
　　她说，“我希望中国作家多多注意东南亚的作家，增加与他们的交流和接触，不光是通过笔会，还可以通过作协。曼谷是一个理想的作家的交流中心。亚洲作家应当了解亚洲的文学。”
　　韩素音女士告诉我，她热爱曼谷，应一位泰国公主的请求，准备以美丽的古都大城府为背景，写一部交织着历史和现实事件的爱情小说。
　　她莞尔一笑，说，“这只是打算而已，是否能完成，还不知道。”
　　中国是充满希望的
　　韩素音女士的父亲是一位中国铁路工程师，母亲是比利时人。“我是半个中国人，”她说。话题转到中国，转到中国的当代文学，她显得十分激动，眼睛闪着光。是的，中国的大地，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成了这位女作家三十年来创作的主要题材。国外无数的读者是通过她的《目的地重庆》《枯萎的树》《凋谢的花朵》《寂寞的夏天》了解中国的。讲起中国，谈起中国当代的文学，怎么会不扣动这位三十多年前曾经在中国痛苦过、忧愁过、迷惘过的女作家的心弦呢？
　　她随手拿起最近出版的《夏衍杂文随笔集》，念道：“我有机会经常和外国朋友接触，谈到文学，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常常问我：为什么你们现在没有鲁迅、茅盾、巴金这样的大作家？”她抬起头，说，“要是这些外国人问我，我就会反问，‘为什么你们只钦佩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作品呢？谁说一九四九年到现在没有好作品？谁是裁决者？怎么裁决？’就他们自己的历史而言，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并没有人写作。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二十年间就没有文学。在历史剧变的时刻是不易写作品的，就象在海洋中游泳，在狂风暴雨中划船，除了想着快些到达彼岸之外，是很少顾及别的什么的。文学要经过一段时候，在平静中去回忆、咀嚼、思考。而中国在这样巨变的历史阶段还写了那么多作品呢。”
　　她说，她从来没有对中国失望过。我想起了她的《枯萎的树》，想起了那位由中国铁路工程师和比利时妇女玛格丽特教养的小姑娘周月宾。她说过，“我不能象我的哥哥那样，将一切与中国的藕丝割断而去生活在镀金时代的神话里。”“未来是植根于昨天的，对于树，对于人，都是这样。”她对中国的爱是多么深沉，多么动人。
　　她接着说，“有的外国人说，中国没有好作品。而我相信，一定会有好作品的。其实，有些人只是偏见，只是讨厌革命，只要作品中稍微写了点革命，他们就受不了。”
　　“为什么他们五十年后才发现茅盾、巴金呢？十几年前，外国提到他们的人并不多。谁能说现在就没有超越茅盾、巴金的作品呢？也许它们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承认，谁知道呢？法国作家福楼拜和美国作家菲兹杰拉德的天才和作品都是在身后被人们认识的。所以，要是我遇到这些外国人，我也会生气的。”
　　她说，社会主义的作家是有社会责任的，进行文艺批评也是很必要的；我不赞成那种使人感到没有出路的“批评”，但通过正确的批评，让作家了解自己的缺点、弱点，以后再创作时，就可以少犯错误。这有什么不好呢？方向一定要正确，但作家应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题材。
　　她稍微沉吟了一下，说，“我认为，现在文人中有一种现象，就是夸大感伤的东西。我想文学应该是客观的，充满幽默感的。譬如，一般人用两只眼睛观察生活，而对于一个作家，他就应该有另一只眼睛进行观察、思考，那才是文学。”
　　她说，她读了许多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作家的作品。刘心武、蒋子龙的作品给了她深刻的印象。她递了本今年四月号的《延河》杂志给我看，都是些新人的名字。“许多作品写得很好，”她说，“有新鲜感，使人读后感到愉悦，轻松，充满生活的情趣。”
　　她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给以作家的保护很多，因此也产生了些弊端：反正干不干，都有饭吃。社会主义给人提供了生活的保障。要是人们意识到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是多么幸运就好了。在国外，看着公司里的人们互相竞争，真是太可怕了。可惜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幸福。
　　她说，年轻作家写了一、两本书，不要忙着脱离工作，变成专业作家。作家也不应仅仅在作家的圈子里生活，应该与普通人接触——泥水匠啦，煤矿工人啦，教员啦，当官的啦，各种各样的人。韩素音女士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信条的。
　　美国文学的新浪潮
　　我手头带了《译林》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赠送给了她。于是，我们谈起了朱迪斯·格斯特的《普通的人》和艾弗雷·柯尔曼的《克莱默夫妇》。
　　“为什么它们受欢迎呢？”她问，又自己回答道，“因为它们描述的是普通人的矛盾。目前，在美国文学中，描写性和暴力的作品渐渐在减少，而代之以关于家庭和宗教的主题。”
　　“人没有理想是无法生活的。一个民族没有理想，是要当亡国奴的。你知道，美国现在危机四伏，人们为了生活下去，就一定要奋斗，于是宗教、信仰的复活便应运而生了。当然不是说没有一点儿爱情，但那已经是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的爱情了，不再仅仅是男女之间感官的享受了。你读过《疑虑》(Scruples)吗？那本书几乎每页都有性的描写。当时成了一本畅销书。要是在今天出版，未必会成为那样畅销的书。现在因为美国处于危险之中，人们更需要一种爱国主义的激情，需要理想主义的爱情，需要严肃的生活，毫不松弛的奋斗；也正因为如此，现在的美国读者更喜欢读那些描写美国辉煌过去的历史的书籍。”
　　我提到了近十年来E·L·道克多罗所写的关于美国历史的、激发了美国人理想主义热情的小说：描写五十年代美国的《丹尼尔的书》以及描述世纪初和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爵士音乐》《潜鸟湖》。
　　“道克多罗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他每次写一部新作，总试图使用一种新的风格，总是在探索。”
　　她提到了三十年代写作《盖茨比》的作家菲兹杰拉德，提到近年来写作《加普的世界》的约翰·欧文。“他们都是我敬仰的作家。”
　　“你喜欢诺曼·梅勒吗？”
　　“喜欢。”
　　“他的作品却使我感到不悦。”
　　“也许因为他原来是拳星的缘故吧，”我开玩笑地说。她会心地笑了。
　　我跟她说起最近读的美国作家、诗人西尔维亚·普拉什的作品。那是描写美国一位女大学生由于生活空虚最终变疯的小说《钟罩》。如果能译成中文，这对于中国青年了解美国社会将会极有教益的。
　　“那是本好书。西尔维亚的写作简直美极了。我非常喜欢她的小说和诗歌。”她又用英文强调一下：“I adore her.”她说起近年来想搜集西尔维亚的诗集而不可得的苦恼。
　　西尔维亚·普拉什在三十岁正当年华的时候，由于忍受不了那个令人窒息的、象“钟罩”一般的社会的压抑，终于用自己的手了却自己的一生。我望着坐在我对面侃侃而谈的女作家，她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种种巨大的变化，如她自己所说，“象她那个阶级和教养的大部分人所惧怕”的变化，但是她选择了一条人民的道路，热爱着自己降生的祖国，难道这不就是她达观、勇敢、坚毅的源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