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花自飘零风尘中

　　杨丙辰是河南南阳人，说他是河朔乡下佬，或许不为过分。但这个貌不惊人的“乡愿”，却是当时难得的“留洋镀金”归来的大知识分子。
　　杨丙辰当年获省政府奖学金资助留德，一九一三年夏季学期起，杨氏的名字(Yang Dschen-wen，即杨震文)出现在柏林大学的学生注册名单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启程归国，出任北京大学德文教授，后来还服务于清华、辅仁等多家大学，是当时知识界颇有名气的人物。杨丙辰是性情中人，也是那代人中很具代表性的一类知识人。作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开山祖，兼及北大、清华两大学统，曾为张威廉、商承祖、冯至、季羡林、杨业治、田德望等人的师长，至少有“教育扶持”之功。除了作为德文专业的开创者之外，他的重要功绩表现在翻译上。他的译著包括莱辛、席勒、歌德、豪普特曼和其他德国诗人的作品，影响颇大。他还翻译过里尔的《德国民族的性格》与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等。应该说，就中国翻译史的角度来说，杨氏自有他的贡献。
　　杨丙辰的一生事功，大致可分为两段，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和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后者基本上是在新政权下“艰苦求生”，前者则是在民国时代“意渐颓唐”。应该说，归国之初，杨丙辰的地位与名声都很不差，胡适当北大英文系主任，他则是北大德文系主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也与他关系不错，曾经为他翻译的德国剧本作序。不过杨氏显然“不善经营”，后来“混”的比较“惨”，到了一九四九年后，居然连教职都丢了，需要四处艰苦谋生。
　　我看重杨氏的有两点，一是“有情”，一是“迂阔”。前者有一个故事，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杨丙辰，金屋藏娇的竟是位花样年华的戏子(京韵大鼓)，年轻又喜装饰，杨氏爱美之心，昭然彰矣，说其“有情”不为过也；然则，杨氏的“有情”，又不以此为限，他每月领薪之后，就在教师休息室里公然“做假账”，为的是每月要接济穷友，又要应付夫人，故此需“瞒天过海”，不可不“周密准备”。如此，则杨氏的“有情”之外，更添“有义”，虽然“爱如夫人”，但绝不“忘旧年交”。
　　比起让人“心默许之”的“有情”来，杨氏的“迂阔”让人徒生感慨悲怜之意。可这迂阔的本性，若是仅停留在“做假账”的层面，倒也罢了，可糟就糟在，他的迂阔竟然影响到对“大是大非”问题的判断。对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的境遇，有人做过如此简括：“杨丙辰还是那样不通人情世故，解放战争就要胜利了，他的同乡某人拉他加入什么党派，他觉得无所谓，答应了。解放以后，因此而找不到职业，相当困顿。”如果所料大致不差，杨丙辰肯定是加入了国民党一类的或外围的组织，当时，国民党大量地发展党员，这些人当新政权建立之后，自然也就成了清算的对象。没有政治意识的知识人，往往就这样成了牺牲品。
　　六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在北京景山附近的食品店里，张中行碰到了杨丙辰(杨可能仍住在景山东面三眼井)，杨氏正在那里排队买高价点心。杨老师把学生拉到一边，低声对他说：“要设法买这个吃。不能不活着，身体要紧。”
　　对比一下，他当年的学生们，境况肯定比他好得多。此时的冯至，早已是中国德语文学界的权威人物，当过北大西语系的主任，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此时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张威廉、商承祖等，也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负责起德语专业的发展；而季羡林则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教授兼主任。可为什么，这位老先生竟然连生存也成了问题呢？他真的成了这个社会的“体外之物”了？
　　像杨丙辰这样的人物，幸与不幸，都是现代中国进程里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他们在历史的风尘中，随风飘零，虽非零落红尘，但真的是漫无依傍，他们没有那么高瞻远瞩的视野，也没有独到坚持的思想，他倒真的符合于“沉默的大多数”的形象，默默无闻，未曾有洪钟巨鼎般的闻达之声，但却曾用他的知识和努力同样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学术教育的建设过程。同样是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为何结局与身影会有如许巨大的差别？杨丙辰究竟代表了多大范围的知识分子？三十年的时间，即便扣除日占期间，也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作为德语文学研究者的杨丙辰，可以做多少的事情，完成多少的事业？然而，事实竟又如何？
　　李长之对杨先生特别敬重，甚至称他为“青年的大师”，显然是将其作为学生时代的“导师”来对待的。但即便如此，他也颇能揭示出杨氏一生遭际的些许原因：“他不擅长于做一个精明强干的事业家，当他一遇到现实生活，就仍显出他是一个书生来。他的性情也不近人情，他也没有兴趣，去做一个运用手腕的人。他的心太好，他有的是正义，正气，可是他不耐烦，也不能够应付恶人。倘若人们不怕正义，或者正气，当然杨先生是这个鬼蜮世界上的失败者。所以他在两个大学，都受排挤了。”李长之是杨氏在清华的学生，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三十年代的杨丙辰，是不得志的。季羡林与李长之两人关系虽好，但在对杨丙辰的评价上，似乎颇有差异。一九三二年八月份的日记中有连续的关于杨丙辰的记载，二十四日日记：“晚九点钟后到长之屋闲谈。我总觉到长之Prejudice极大，从对杨丙辰先生的态度看来就很明显了。杨先生是十足的好人，但说他有思想则我不敢相信。”二十五日日记：“午饭前，刚同长之谈杨丙辰、徐志摩，长之说：杨先生攻击徐志摩是真性的表现，他捧孙毓棠是假的，因为人在高傲的时候，才是真性的表现，并且人都有他的好处和怀(坏)处……”接着季羡林自己评价说：“杨丙辰攻击徐志摩，我总觉得有点偏。杨丙辰——忠诚，热心，说话夸大，肯帮人，没有大小长短……等等的观念。”二十六日日记说：“午饭时遇长之于食堂，他说他借我的《新月》‘志摩纪念号’看完了，他作一篇文，分析里面所载的十几篇纪念志摩的文章，大意是骂他们。不过，我对他这举(动)，颇不以为然。杨丙辰先生骂徐纯是个人的偏见——也可以说是谬见，他并不能了解徐。我承认，最少徐在中国新诗的过程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的。长之也承认，他近来对杨先生戴的有色眼镜太利害了。杨不是坏人，但不能因为这一点，他一切都好。长之不该为他张目，难到(倒)为的在《鞭策》上登一篇稿子就这样做吗？”(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二○○二年)
　　这其中牵涉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与人际关联，相当复杂，不宜轻下断言。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杨丙辰是比较率性而为的，也不顾及当时的背景时世，徐志摩其时己逝，大家都在纪念追怀，纵使有什么过节看法，似乎也不必在此时表示攻击讽刺，可他却出言无忌，放言高论。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杨氏性格中的弱点，当然也可说是显出其“率真可爱”的一面。李长之总结学生们的意见说，杨氏有两重人格，“有一个糊里糊涂的杨先生，但同时却又有一个明白而精细的杨先生”。糊涂的杨氏，从他一生的大致轨迹不难看出，精细的杨氏，却可充当学生们景慕的“导师”，因为他“能够拣大处，统摄了他那丰富的德国文学的智识，给我们以简而扼要的途径。在这种时候，我们每每觉得是得了无穷的原动力，我们往往觉得好像入了一个宝库一样，满载而归”。可惜的是，这种本真的杨氏形象，却并不为常人所见所解。杨氏因其留德背景，而具有颇为宏富的德国文学与哲学学识，所以学生认为“他教人总是从根本上来”，所开出的药方，竟都是德国资源，“比方对现在文坛的左翼右翼的问题吧，他就劝人读马克思和尼采，对于美学吧，就劝人读康德，对于批评呢，就劝人从莱辛，海德尔，歌德，一直读到狄尔泰。对于体系的认识，则劝人读冯德”。不过，这也可看出，那代留德学人的学养不凡，凡文学、哲学到社会学、心理学，皆有涉猎，且能贯通，他没留下什么研究真是可惜了。不过，看他写的那篇《歌德何以伟大》，就知道他还是“有我”的学者，不是后来的“人云亦云”、对德人“东施效颦”者可比。
　　更重要的，杨氏是有着“健康的思想和主张”的，他是绝不颓废与畏缩的，总结起来，有三点值得特别揭出。一是审美的趣味与升华，其思想在主张两个“适当”，即“情感同理智，各得其当，物质与精神，各得其当”，既涵盖了社会理想，也包括了个人理想，这就不仅是一种健康的思想，而是一种审美的理想。二是关怀的深切与幽远，他不但关注民族的生存与前途，无论是九一八之后的激昂愤慨，还是北大演讲的“对于日本之三大抗战”，都足证其民族心的深切；而且对人类前途亦念之在心，譬如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就可看出他思想的深远。三是常态的坚持与奋斗，杨氏又不仅停留于空洞的大道理，而是能在日常生活中予以实践贯彻，他的小毛病很是不少，譬如上课迟到、为人迂阔、处世糊涂等，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虚伪，有奋斗与自省的勇气与实践，“他和社会上的恶势力奋斗，他和生活中的情欲奋斗，他在学术上奋斗”，他是很能按照自己的理想与原则去生活的。然而，恰恰是这样的人物，其在现代中国的景况，却是一年不如一年，最后竟然连职业都失却了，真是让人感慨良多。当然，我更感慨的，是站在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发展的角度，这样一代可开风气的“潜在大师”，竟然如花自飘零，寥落风尘，究竟是耶，非耶？何以然？真是耐人深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历史演进的步履本就如巨人前行，难收覆水，纵然是比杨氏更气象宏通的大师级人物，在沧海桑田的历史面前，也免不了苍凉凄伤的命运，更何况不善经营、率性而为如杨氏？“花自飘零风尘中”，或许，这正是那代学人如杨丙辰者自己选择、不得不然的冥冥宿命？
　　(本文多参考李长之《杨丙辰先生论》，载郜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