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于“造反有理”

　　三十多年前，发行上亿册的、用红色塑料书套装帧的《语录》中有“造反有理”一条。这条语录被谱为歌曲，身着军装，戴着红袖章的人，高唱着“造反有理”，冲进图书馆，清查“封资修”，把许许多多的图书付之一炬；还让许多“反动学术权威”挂着牌子跪在那里陪祭。这是当年司空见惯的“造反有理”的场面。
　　真的是“造反有理”吗？在刘平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一书中，秦宝琦以《“造反有理”辩正(代序)》为题，说：“历史上的‘造反’，并不一定都‘有理’。”
　　此书运用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综合分析，明确提出文化层面的结论：每一次农民叛乱都是叛乱者与当时政治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有些农民叛乱不一定是阶级矛盾引发的，宗教异端、社会习惯(如宗族械斗等)、民族冲突、土匪活动都有可能引发叛乱。农民叛乱广泛借用了他们所处社会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宗教”因素(或宗教异端思想)。如果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话，那么宗教尤其是宗教异端思想同时也是人民的兴奋剂。据此，作者认为对农民叛乱的类型与历史作用应重新做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是“农民叛乱”，而不是沿袭经典著作中的“农民起义”的提法。作者说：“叛乱”一词，在建国以后的国内史学界研究农民反抗问题时是基本不用甚至是持批判态度的。作者引用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urray)的论述，分析区别了rebelliot(造反、叛乱、反抗之意)与revolt(造反、起义、反叛之意)的不同，选择了“叛乱”这个词，他认为：“叛乱”不仅是有远大抱负的农民领袖，还包括有私欲、有野心的首领；不仅指称正义性的农民起义，也包括纯宗教性起义、盗匪起事、民变、地方骚乱、暴乱等性质各异的动乱。这就是说，作者主张对“农民叛乱”做细致的历史分析，改变过去那种笼统的历史书写法，改变机械逻辑的思维，还历史以原来的面目。
　　作者引用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论述，也不同以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九八六年钱锺书先生从文化史的角度，探究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文化背景，他指出：李伐洛(Rivarol)说宗教为法律之补充，又说民不聊生，乞灵宗教，以他生稍慰此生。“后一意即费尔巴哈所谓下地有穷民则上天有财神，上帝出于人世之缺陷怨望；亦正如马克思所谓宗教乃人民对实际困苦之抗议，不啻为人民之鸦片。”(《管锥编》，第一册，21页)刘平则指出，“宗教尤其是宗教异端思想同时也是人民的兴奋剂”。作者考察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沉重地指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反抗斗争，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当时社会上的宗教信仰有关，他们所利用的“宗教”，大多为宗教异端。清代天地会首领洪大全就承认“洪秀全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称为天兄降凡，借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罗尔纲先生述称：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春，冯云山被囚，洪秀全回广州设法营救，拜上帝会群龙无首之时，“(杨)秀清就利用当地迷信的降童巫术……厉声对众人说：‘众小子听着，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杨秀清，来传圣旨。’”从此，在太平天国高层领导集团中出现了两个“神仙”化身，一个是洪秀全“天兄降凡”，一个是杨秀清“天父降托”。中国是很重视伦理道德的，天父与天兄，隶属关系很清楚。而事实上洪秀全是领导核心。这就意味着一场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客观存在。果然，一八五六年天京内讧，“天父”要天王洪秀全封万岁，被天兄降凡的“天王”洪秀全密诏韦昌辉杀死。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天兵天将由对神灵的虔诚转化为兴奋，进而衍变为疯狂。从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理解作者的论述。这些论述，以往是不可以说，更不可以写成文字发表的。
　　正是为了还历史以原来面目，作者以大量的史料阐述了农民叛乱与文化的关系，如他指出：“有些农民叛乱也不一定是由于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恶劣引起的”，他援引魏源《圣武记》中台湾的情况说：“台湾不宜有乱也，土沃产阜，耕一余三，海外科徭简，夜户不闭，然而未尝三十年不乱，其乱非外寇，而皆内贼，朱一贵、林爽文尤其著者也。”朱一贵，福建长泰人，康熙末移居台湾，因知府王珍贪酷，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夏率众起义，以反清复明相号召，称“大明复兴元帅”，大败清军，人数发展到三十万，占领全台，被推为中兴王，年号永和。清政府从闽浙调兵渡海进攻，起义军战败，他被俘就义。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迁居台湾彰化。农民出身，后为彰化天地会领袖。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秋，官府镇压天地会，他率众起义，攻克彰化，被推为大盟主，年号顺天。旋又克诸罗(今台南佳里镇)，凤山(今高雄)，与天地会首领庄大田合围台湾府城(今台南)。清廷派兵镇压，起义军败清兵于府城南，声势大张。清续派福康安等率援军抵台。林爽文兵败逃入山中。后被俘，在北京就义。朱一贵、林爽文从反抗到建立政权，应该说，起义者的政治意图是第一位的。所以作者主张把农民反抗运动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政府行为，一类是反社会行为。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沿袭“造反有理”，而掩盖或模糊了历史的事实真相。
　　(《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刘平著，商务印书馆二○○二年十一月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