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故国的追思

　　朋友家有一张画在赭黄色牛皮纸上的画。那是一片俯视的中国式建筑，房子重叠绵延，气势恢弘，像规模庞大的寺院或帝王之家。
　　关于这张画的来龙去脉很传奇。画是一位老和尚画的。他原来住天潼寺，少林出身会武功，神通广大。文化大革命前他被定为右派，坐过牢。牢锁不住和尚。据说他闷了就出来走走。出来一看，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糟。他回牢前在街上买了纸笔，坐进去就照身藏的图纸，画一座据说北京曾有过的大庙。人家没收他的画，后来发现他有图纸，又没收图纸。没了图纸成了他的心病。以后他不断地画那些大庙，直到七八十岁去世。他床底下还有给老鼠咬坏了的，泡沫塑料做的房子模型。老和尚这么不停地画房子，用自己的话说，这些画呀，也是个思想问题。
　　我看到那张老和尚的画，不是最大的，大的有那幅四张那么大。他用的笔，铅笔圆珠笔水彩笔，有什么笔用什么笔。老和尚说他画的那座庙，跟小时候出家有关，是他舅舅捐钱在北京造的。舅舅是个大军阀，造庙是答谢一位大德高僧对小魔王的救命之恩。小魔王画了半辈子大庙，贴得满屋子都是。朋友从他那里拿了那幅画没多久，他就死了。一屋子的画通通被烧掉。
　　我想，那张画和老和尚心中顽固不去的念头，是故国不堪回首牛皮纸中。有过的北京大庙、造庙图纸，即是萦回不去却已不可能再有的故国，以及它无法再造的神妙和恢宏。
　　老和尚的画是朴素的，他对故国的神往之情，因为联系到生命，注入生命，而生出悲剧的灿烂。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一九二七年投颐和园昆明湖弃世，殉清朝，殉身系的遭劫难的文明，是他内心不得不要做的表达。老和尚亦然。他们让当今艺术中很多观念和行为——那些东西尽管也可以铺陈出鸿篇巨论，讲得狡黠幽深，却显出鄙陋和猥琐的社会弄臣角色。
　　老和尚的那张图纸没有了。对于疆域人民还在，但精神大厦已倾倒的故国，他的追思是徒劳的。画出的大庙，再大，都不是那座庙本身。但这时，艺术的力量却显现出来。画那些图画时形成了对抗的、朴素而有力的精神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人格的独立和完整性得到保存。

大同世界，虚无的国家

　　二○○二年六月，批评家、艺术家王墨林在台北做一次行为艺术表演。抽象的“国家”，成为对抗的对象。那次行为表演的结果是，王墨林剪下自己中华民国荣民证上的国民党党旗，贴在手心，吐出唾液将其淹没；并去墙上写下“我用我的唾液证明我的存在”。王墨林的形式看起来激进愤怒，但它其实是指向自己的内心。在这个行为里，国家被当成与“我”相对的外在它者，王墨林要唾弃的，是国家对于“我”身份和内心的多年锻造。是去意识形态。他的这种寻求摆脱制度规范的行为方式，是希望以其象征性和过程体验，获得精神自救，来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
　　王墨林跟我说过：国家是一种想像的东西，是一种话语，很多都是虚构的。但它会通过法律及安全机制等，让自己变成具体的存在。
　　现代民族国家十四世纪前后在西方起源。中国晚清起的“国家”思想，是从儒家“天理社会”理想的分崩离析中产生出来。这种理想，依据了学习西方获得的，对世界版图的新认识，以及对最初服务于西方殖民的历史进化价值观的认同。但同时，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大同社会理想，仍作用于很多人的头脑。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说过：“批判论证的起始点便是意识到个人真正是什么，而这种‘知道你自己’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它有无限的轨迹存放在你身上，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的目录。因此，在最初就绝对需要去编纂这样的一种目录。”王墨林对“党国”的虚无态度和道德质疑，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确定思想渊源。
　　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讲，庄子《逍遥游》说的就是自由，《齐物论》是说平等。不同于西方，庄子的自由是“无待”，即无所求。平等不仅是跟万物都平等了，还要连是非之心也没有。
　　《礼记》虽是儒家的经，但在《礼运篇》里，却有浓重的道家色彩。它的最高理想，是以个人道德完善为底线的，取消规范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礼运篇》中也描述到民主法制式的井然有序的社会，但仅称为“小康”。大同是无需秩序的理想道德社会。到清末康有为着《大同书》，虽是佛教色彩，也着重于取消差别和制度。连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推广人民公社，还向干部推荐读《大同书》。
　　近代的“国家”是中国为应对西方，以至想以西方之道还之于西方的举措。大同理想尽管也被包装进各种近现代政治策略中，有近似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和共产主义的特征。但它进入王墨林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意识里，不自觉中，有来自绵长故国文化的渊源。

艰难地还乡，但不放弃

　　故国已灭，史观被改造。东方被西方拉入，成为他们的参照，并跟随步入他们设定的历史演进路线。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逆行回家是困难和困惑人的。
　　伊朗导演马克马巴夫(Mohsen Makhmalbaf)二○○一年拍摄的电影《坎大哈》(Kandahar)，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等多项大奖。它讲一个在加拿大避难的阿富汗记者，内战爆发后侨居西方，为拯救远在坎大哈想要自杀的妹妹，来到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寻找快速进到坎大哈的途径。她在路途上看到，祖国阿富汗在那条历史演进的路线上，饱受灾难和冲突。
　　影片中那个不爱拉上布加(面纱)的阿富汗妇女，手拿采访机和美元。她在那片土地上感受的痛苦和困惑，带了浓重西方普世价值的观照。不用说，艺术家在动用电影这种技术和流通方式时，也已经被浸染和塑造。只要想想那部片子的盗版DVD，怎样流通到我上海的家中，连我作为观众也不例外。在“现代化”的权力加知识的攻势下，我们已经很难回到一个初始位置，去看不同的，或更为原本的文明。二○○二年在台北做驻市作家时，曾和一些大学读书会的研究所同学，研讨李安的电影。他们套用起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像熟练的游戏机玩家。他们的“对抗西方”，更像玩一场西方理论游戏的借口。
　　这时，还乡，回到已经湮灭，或正在湮灭的故国，都成了问题。不仅世事变迁，路途挫折，变迁的更是人心。
　　电影中原本要带女主角纳法斯去坎大哈的阿富汗男人，说她必须拉上布加，不然会影响他的名誉。然而，从西方回来的纳法斯，是个不讲名誉的女人吗？故国仍然有些挥之不去，但几种标准之下，我们很难判别。很多年前，面对仇杀洋教士的义和团，八国联军要匡扶正义，保护教权。大清的皇权和中国人的人头，自然该被牺牲掉。这真是一对天生的矛盾？还是由西方输出，我们协同建立的“现代知识”，早就是权力扩张的同谋。在影片中，那些拄了拐杖，像蚱蜢一样向空投假肢跳去的阿富汗人，他们的苦难是因为地球上有一个遥远的西方，所以不可避免吗？我更相信一些人的苦难，是因为另一些人的道德缺陷，并由他们自圆其说成是历史演进的必然。
　　《坎大哈》的动人之处，是它在无奈之中不放弃。那个读不好《可兰经》的男孩哈克，坚持认定他从死人骸骨上褪下的戒指，和纳法斯的眼睛很配。对，我想它们都是伊斯兰的。纳法斯拒绝了。而导演却让男孩一再坚持。似乎马克马巴夫没有能力让他的女主角接受，却可以让那个小男孩坚持他的想法。这时，两方面都感到绝望。影片拍摄的另一则花絮是，那位配角，扮演来自西方世界，隐去真实身份帮助他人的传教士，却在电影上映后，被指极可能是一个触犯美国法律的在逃犯。这是纯属巧合，还是艺术的讽刺？

难民岛，没有世外桃源

　　马克马巴夫拍的《坎大哈》，尽管满是穿布加的女人、多妻习俗、地雷的恐怖、孩童念《可兰经》和战争引来的断肢等文化符号，但情感的流露是无法抑制的。同样在二○○一年，曾拍了《天堂的孩子》(Children of Heaven)等片的著名伊朗导演马吉蒂(Majid Majidi)，拍摄了《巴伦》(Baran)，也是一部关于阿富汗难民的电影。在马吉蒂这里，电影让我们触及的不再是符号，而是真实得一塌糊涂的难民日子。真实再现，已被艺术上的进化论者，指责成一种落后的方式，甚至被称作骗取眼泪。当这些讲法成为主流时，艺术便不再打动人。
　　但《巴伦》却要让人鼻子发酸。它讲一个年轻伊朗人，在艰苦的工作中，遭遇比他更困难的阿富汗难民女孩，而觉醒成长的故事。它没有重大场景或感情起伏，电影拍得朴素、真诚和精到，叙述着如同涓涓细流一样的苦难、良知和感情。
　　不管多么艰难，难民似乎成为故国遭毁者的勉强出路。连孔子都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时生存的希望，是离开危难的故国生活，盲目地想像未来，并企图建立新的家园。有这样的世外桃源吗？
　　二○○三年七月，我回到生活过十几年的澳大利亚，在悉尼看到个叫“难民岛”的视觉艺术展。它要针对的不是难民本身，而是别人的态度。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起点，是西方的殖民发现和英国囚犯的流放之地，后来它成为战乱下移民难民们迁徙的家园。西方思想中很多普世的人权标准，在这里遭遇到更强大检验。真正的平等分享是困难的。近年澳大利亚右派政府对船民及难民态度敌对和自私，被知识阶层指责为虚伪和不道德，是权力者对年轻“国家”的历史和出身的有意遗忘。澳大利亚知识分子更因此出现自我道德危机。“难民岛”所展示的，就是对这种检验结果的不满和讽刺。二○○三年，第二次获澳大利亚富兰克林文学奖的作家艾力克斯米勒，在他的新书《前往盘石乡的旅程》(Journey to the Stone Country)中，再次企图超越自身所属文化的思想疆界，推翻澳大利亚殖民传统中被西方思想合理化的对那片土地的占有权，想对人和文化，进行更平等合情理的审视。
　　但即便这样，去难民岛不一定会是愉快的旅行。我相信人是有局限的，澳大利亚的权力者已在那里画了一头巨大的鳄鱼，警示不受欢迎者：这里设有桃花源。
　　艺术能作用于人的精神，却不会更改世界。《坎大哈》和《巴伦》中的苦难，不会消失。它们传出的坏消息，就像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引用伊斯兰思想家萨里亚提的话“人是‘抉择’、斗争、处在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也就是说，人生更是一场永无穷尽的内心迁徙。或者，如果也夹带了好消息的话，那就是艺术，使我们在故国烟灭，家园遭毁，在国家和大同理想间无所着落时，仍不至于孑然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