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母亲的情怀

　　本刊1987年第12期曾刊出过一篇文章，叫做《母亲的情怀》，介绍女工康忠琦代子上学的故事。今天，又一篇详细描述康忠琦母子动人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被许多读者推荐到了编辑部。
　　请你读一读这几页充满感情的文字，让我们一同掂一掂“母亲”这两个字的分量。
　　一
　　我儿子辉辉从小好学，一年级至三年级期期“双百”，每年捧回一张奖状。三年级期末，考数学有道试听题，他被扣了两分，这才发现耳朵有毛病。
　　我领儿子去A医院看耳朵，大夫测听时他能听见音叉，一只耳朵能听见秒表。原来是“小儿咽鼓管淋巴组织增长”。K大夫让他烤电。到了放射科，大夫让孩子躺在平台上，自己站隔离板后操纵电钮。电疗每周3次，两个疗程就是6次。
　　钴60照射后，孩子口腔鼻子出血，不想吃饭，在家躺了20天。1980年2月7日中午，我下班回家，孩子哭着说：“妈妈，妈妈，不好啦!我耳朵里嗡嗡响，和小朋友打扑克，他们讲话我听不清；座钟12点打点声也听不见了!”当时我还没意识到孩子已双耳全聋，心急慌忙扒拉几口饭，就用自行车驮儿子到医院。
　　铁西医院耳鼻喉科戴医生一开始按“突发性耳聋”治，中西药吃了20天都不灵。戴医生说：“这孩子一开始怎么治的?吃过什么药?打过什么针?你能不能把A医院的病历卡拿来让我瞅瞅。”
　　我又回到A医院，K大夫说：“病历卡不能拿去，我把治疗情况给你抄一份。”K大夫随手抓过处方笺，抄写了一张——“钴60照射，每周3次，两侧各一次，每次800伦琴，疗程两周。”戴医生一瞅K大夫的诊断书，马上沉下了脸，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只有走出鞍山，找更高明的医生，我已束手无策。”
　　我背着孩子往家返，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为什么治病把孩子治成这样?孩子聋了怎么办?我一个妇女，哪儿也没去过，没离过鞍山。我爱人是三冶公司机调队队长，带着100多人正在抚顺施工。为了不影响爱人工作，我就下决心，背孩子上北京。
　　一出北京站，东南西北都不分。我娘儿俩在崇文门一家小旅社住下了，这么大的北京城我举目无亲。听说同仁医院近，我一早起来，背着孩子去挂号。医生问病情，我又把电疗忘了。电测听一检查，听力几乎等于零……“同仁”到“友谊”，“友谊”到“北京”，50天过去，孩子还是啥也听不见。后又转到西宛中医院，有时医院药拿不齐，还要到街上药铺去抓药。这中药啥滋味啊!“妈妈，这药苦，我不喝!不喝!”
　　“孩子，妈也知道苦，妈能替你，妈就替你喝下去，可妈不能替你啊!”中药里有大黄，有时乘公共汽车，孩子憋不住，大便就拉在裤子里，那时出门总要带很多手纸。
　　中药不灵，又到沙滩去针灸。
　　那一根根银针扎得孩子哇哇哭：“妈妈不扎了——我疼!”
　　转眼就是6月底，我给孩子他爹挂长途电话，他的声音直发颤，我知道他在哭，我捧着话筒也哭。他爹说：“别扎了，扎坏了孩子怎么办。前几天我往你旅社寄了一个邮包，里面有块黑龙江买来的麝香，听老人说，给孩子耳朵里吹，会好的。你到北京城一次不容易，别让孩子太紧张，陪孩子去名胜古迹玩玩，散散心。”孩子毕竟是孩子，我带辉辉上颐和园。他像只小燕子一样，在前面“蹬蹬”地跑，妈妈这样，妈妈那样。孩子愈快乐，我愈发愁，3个月过去了，几百元钱花了，这孩子治不好咋办呢?!我在后面陪孩子一边走一边抹眼泪。到了昆明湖，孩子嚷嚷要划小船，我就陪他划。孩子乐得颠颠的，一边划桨一边放声歌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飘在湖面上……”孩子刚聋，还能说话，唱歌，可将来还能唱歌吗?我的心被狠狠揪了一把。
　　第二天，我娘儿俩逛王府井，走进新华书店。孩子一眼相中《新华字典》，可我一瞅书的价码5元8角，就下不了手。当时，咱工资每月只开70元。孩子求我：“妈，天热了，冰淇凌我不吃，西瓜不吃，就给我买个老师吧!”我说：“这么多汉字你也看不懂，还是妈教你。”“妈妈，你识的字没有这个老师多。这本字典上有汉语拼音，我一瞅就知道咋念!”孩子的要求是难拒绝的，我咬咬牙，给他买了一本。坐汽车上孩子一页一页翻，爱不释手，还不时考考我：“嗨，妈妈识字还不少呵!”
　　几天后，我到首都耳鼻喉科研究所，找到邓之诚教授。邓教授让我马上去天津，并说：“有位美籍华人医学教授刚从美国回来，让他看看，能不能给孩子配个助听器。”
　　第二天我娘儿俩赶到天津，这位教授给辉辉试戴了各国的助听器，有美国的、加拿大的、新加坡的、西德的，可孩子依然无动于衷。
　　我问教授：“就是突发性耳聋、药物中毒，孩子也应该有点听力，这到底为什么?”我这回把鞍山A医院的电疗也介绍了。
　　教授似乎吃了一惊，他沉默好一会儿。
　　“我不能说什么，你能看懂3本书就知道到底为什么了。这3本书是《耳鼻喉全书》、《放射线学》、《耳鼻喉解剖学》。”
　　回到鞍山，我一头扎进图书馆，配了副老花镜，一边看书一边抄书。看了20多天也没看明白。我不死心，都说上海的医疗水平是全国一流的，我对医院提出“到上海去会诊”。转院介绍信开到上海华山医院，临行前，一位副院长对我说：“康忠琦，介绍信给你开了，上海医院你可全走到，别说上海，就是西双版纳，只要能治好，你都能去。如果你在上海确定我院治疗有问题，我全给你报销，否则一切费用你全部自理。”
　　为了治好孩子的病，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去!
　　二
　　1980年8月，我带着儿子乘火车到大连，从大连乘船到上海。
　　上海的方言土语咱也不懂啊，一下船先买本上海市交通图。我们在百乐旅社住下。那家旅社是人防工事改建的地下旅社，每天1元8角住宿费。为了省钱，我和10岁的儿子挤一个铺，一住竟住了8个月，旅社的阿姨都叫我“老房东”。我们在街道食堂搭伙，上医院时就在外面啃面包，吃阳春面。
　　我按地图上标明的医院一家一家跑，可到哪儿测听都是0。那阵子白天跑医院，晚上看医学书，总想闹个明白。一天我望着医学书上的主编肖是枝，灵机一动，便到华山医院打听肖教授的地址，从静安寺转3趟车，好不容易摸到江湾的“二军大”医院。
　　我恳求教授：“大夫，您能不能把我的耳神经移植到我儿子的耳朵上。儿子只有10岁，没有听觉，他怎么读书。”
　　教授摇摇头：“大嫂，中国的医学还没到这一步，一旦手术失败，不是母子俱伤吗?那时谁来照顾你儿子呢!”
　　春节前夕，百乐旅社出差、瞧病、探亲、访友的旅客，一个个都回故乡了。昏暗的防空洞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娘儿俩。孩子心里那么苦闷，我心里那么忧伤，我无亲无故，带着孩子漂泊在上海，人家都是合家团圆，我们家却天各一方。
　　大年三十，我上街带孩子买了几支爆竹烟花，用全国粮票换了一斤精白面粉，半斤肉糜；还买了一盏酒精灯。三十夜，我用葡萄糖玻璃瓶擀饺子皮，母子俩吃水饺。酒精灯闪着蓝火苗，饺子在水里翻滚着，我的心潮也翻腾着……儿子刚咬了一口饺子，“哇”一声哭了：“妈——咱回家吧。我想爸爸呀!”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我想无论如何得让儿子过个快活年。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打定主意，连夜带孩子上火车去杭州。
　　大年初一，我领着儿子去灵隐寺烧了香，请菩萨保佑我儿早日健康；又给儿子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要儿子坚强起来。
　　大年初二我在“知味观”给儿子买了一客小笼包子。儿子乖，用筷子给我夹一只：“妈，你也尝一尝，吃一只。”
　　“妈不吃肉包子。”我看着儿子把包子一扫而光。回到旅社我一杯开水一只面包上了床。
　　正月初四回上海。初五到曙光医院扎针。那时，有一种水针，就是将药水通过针输入人体。七八根水针扎在儿子头上，孩子双手抓住我胳膊，指甲掐到我肉里。孩子哭，我也哭，扎针的女大夫说：“大嫂，你怎么哭成这样呢?你一哭，我的手就打颤，这么扎针穴位都不准。”
　　我很担心：“大姐，在脑袋里灌这么多水，孩子会不会脑积水，伤了大脑?”扎子40天还是好不了。孩子他爹来电话说：“别扎了，回家吧。”难道大上海就没有一家医院能治好儿子的病?我不死心，发现还有上海铁路中心医院没去过。
　　3月的上海，天淅沥淅沥下着阴冷的小雨，我们赶到铁路中心医院门口，棉袄都湿乎乎的，母子俩冻得打哆嗦。
　　我知道铁路医院一般不对外，为了儿子，我可怜巴巴地撒谎。“大姐，咱在公共汽车上钱包被小偷掏了，地址也丢了。孩子哇哇哭，我一上火打了两巴掌，谁知这孩子耳朵突然听不见了。”
　　挂号的大姐犹豫了：“住院可是要先付押金的。”
　　我恳求道：“你们先留咱儿子住院，钱会付的，我马上发电报，让家乡汇钱来。”
　　辉辉那年才10岁，安排住在男病房。护士长对我讲：“大嫂，你也别去旅社了，你就陪着孩子，有什么事也好照顾。”
　　我们母子俩睡一个床，24号床，那床窄，晚上睡我得紧搂着儿子，不敢翻身。当时我已37岁，到了夏天，每天晚上我们母子先上医院楼顶平台乘凉，而后让孩子先去打听一下叔叔伯伯睡了没有；睡了，打一盆水到平台上，在平台上母子俩洗洗擦擦，蹑手蹑脚地溜进静悄悄的病房……那一个夏天，我睡觉都没有脱过衬衫、长裤。
　　每天早晨，我4点起床，给每个病人打一壶开水，脸盆里半盆凉水。我一个人默默地先拖走廊地板，等病人起床后再拖病房地板。
　　病房8个病人，对我母子俩都很好，辉辉聪明伶俐。上海人都叫他“东北小囡”，给他吃糖、削水果。有一天，杭州铁路局局长到上海，医院请了上海许多专家为他会诊。护士长给我通了消息，我就去求主治医生：“会诊，算咱辉辉一个，请帮帮忙。”
　　会诊的房间，门口有道屏风挡着，我心里七上八下，躲在屏风后偷听。
　　“这孩子我看过，”有位老教授记忆惊人，“他母亲去年就领他在上海看了半年多，上海的医院都跑遍了。这个母亲用心良苦，她是怕你们不收才这么说的，她翻了好几本耳鼻喉科医书，这医书上哪个教授写哪段她就找那个。这个病例我很清楚，这小男孩神经性耳聋。良性病按恶性病治了，放射线损伤毛细胞，不可逆。这医生真糊涂，国家七五年就有规定，不准对儿童使用钴60，他用了这么大的量，这孩子没死在平台上就算万幸。”
　　我一听，只觉得眼前一黑，便昏倒在屏风外边……晚上，我站在4楼平台顶上，望着天上的北斗星，思念着丈夫……我的钱也花光了，病也没治好，还拉了5千多元饥荒。我回去后怎么向公公婆婆交代呵?我这一生怎么向孩子交代?孩子才10岁，从此将一辈子生活在无声世界!我对不起儿子，我好悔好恨，我是儿子的罪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一步一步朝着平台边缘走去，一刹那间想到死，想从4楼平台上跳下去……
　　“妈妈——!”辉辉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儿子扑过来抱住我的腿，哭喊着：“妈——你不能死，爸爸还等着我们，妈妈你死了我怎么办!”
　　母亲的责任使我惊醒，母子俩抱头恸哭。这一夜，把医生护士吓坏了……
　　我怀着绝望的心情，领着儿子返回鞍山。爱人事先已接到电报，到火车站来接我们，他爹一看列车停了，在月台上喊：“辉辉!辉辉!”他随着车厢跑，边跑边碱：“爸爸在这儿呢——!”我的心里“格登”一下：儿子已经聋了，你还在喊儿子，辉辉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爸爸张开双臂一把抱住儿子，我们一家3口在月台上哭。
　　三
　　自打孩子聋了后，我收音机不听了，把它搬回老家去，什么也不听了，一听到音乐，我的心就受刺激。俗话说“十聋九哑”，上海回来后，儿子的语言能力逐渐衰退，吐字不清晰了，嗑嗑吧吧的。厂里的同事劝我把他送进聋哑学校，学点哑语，长大了随便找个工作过过日子算了。
　　这一天，我骗孩子说去玩，把他骗到聋哑学校门口。聪明的儿子一看到校牌，啥都明白了，“扑通”跪在我面前，哭着说：“妈，我不去!我死也不去，我要考初中，我要上大学!”
　　我的心软，抱起儿子逃也似的离开了聋哑学校。
　　儿子说是六年级，实际上两年在外治病，考初中谈何容易!班主任说：“算了康忠琦，你儿子已休学两年了，考不上还影响班级升学率!”我斩钉截铁地说：“你只要把复习大纲给我，我来辅导，我有信心!”
　　回家后，我让爱人给儿子做了一块小黑板，母子俩就在黑板上“对话”。为了节约纸，一张纸先用铅笔，再用油笔，最后用毛笔……
　　功夫不负苦心人，辉辉小学毕业，考上了鞍山市47中。初中3年，孩子的作文始终是年级的佼佼者，可是毕竟他双耳聋疾，学外语，学化学愈来愈吃力……看到儿子学外语，嗑嗑吧吧读起来那个费劲，我比他更难过。
　　雄心勃勃的儿子一心要考重点中学，他发誓将来还要考中国人民大学。15岁那年他考高中，考完后像个小精神病患者，逢人就问：“我能不能考上?”左邻右舍都安慰他，说吉利话，只有我给他泼冷水，我希望他不至于太痛苦。发榜了，儿子落榜了。辉辉病了半个月，发高烧说胡话，我们夫妇俩怎么哄也哄不住。
　　一天下班，我发现儿子一个人在喝白酒，喝了半瓶，喝醉了，吐了一地。我斥责儿子为什么喝这么多白酒，儿子敲打着自己的胸脯“哇”一声哭了：“妈妈，我心里多痛苦!只有喝酒解忧愁!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开始上访打官司。有道是上访难，上访难，上访难于上青天。回回上访受冷遇，回到家手发抖，浑身哆嗦，我也得了神经官能症。我爱人是个老实人，口拙，他劝我：“咱们不打了，咱们就吃这个哑巴亏吧。你要是总这样下去，打疯了，打傻了，咱们日子还过不过。”
　　“你放心，我再也不哭了。你一天风风火火现场施工，爬上爬下，高空作业，千万要当心。”
　　A医院一不承认是医疗事故，二不肯给我报医药费差旅费。
　　几度春秋，我从鞍山到北京，北京到鞍山，不知写了多少上访信，找了多少人。最后冶金部信访处批示鞍钢有关部门妥善处理。
　　1983年8月2日，有关部门终于明确下文，把儿子病残定为“三类一级事故”，根据辽宁省39号文件精神，一次性赔偿5000元人民币。
　　有回到北京卫生部上访时，我去拜访了耳鼻喉科研究所的邓之诚教授。邓教授送给我一本中文版的《海伦·凯勒传》传记。鼓励辉辉不要灰心，要像海伦那样勇于向生活挑战。
　　回家后，我把海伦的一向名言抄下来贴在儿子床头，作为他的座右铭——
　　“当你感受到生活中有一股力量驱使你飞翔时，你是绝不应该爬行的!”
　　机会终于来了!
　　1984年12月的一天深夜里，他姑爷冒雪送来一张报纸，报上有条消息：辽宁大学中文系办函授部，学制3年，毕业后学生可取得大专文凭。
　　第二天是个大雪天，我蹬着自行车，骑了20公里，到函授站替儿子报了名，为了录取，我还虚报了3岁，说儿子已经18岁了。
　　1985年1月6日函授大学开学，我陪儿子参加开学典礼。开学那天喜气洋洋，大标语写着“知识就是力量!”男男女女好几百人。
　　大多是30多岁的“老三届”，还有抱着娃娃来听课的。我没座位啊，就用包包垫着，坐走廊台阶上，那个兴奋劲儿让我想起自己的少女时代。
　　谁料半天下来，辉辉又困又乏又捶腰。
　　“妈，太累了，我不读行不行?老师的口型我一句也没看懂!我啥也听不见!”
　　我傻眼了。这几年儿子虽说没学哑语，但他可以读懂我和他爸的口型，我们说的话大抵懂个八九不离十，可对陌生人的口型他就没辙了。怎么办?望着儿子绝望的神情，一个近似荒诞的念头一闪而过——“辉辉，妈妈替你上大学!”
　　“你替我……”儿子不无困惑地说。
　　“我去听课，把老师讲的课全记下来，回家后，我再给你上课!”
　　“妈，你才读到初中一年级!”
　　“辉辉，让妈妈试试!”
　　为把儿子培养成才，我与爱人商量分工，以前爱人连块手绢都是我洗的，现在我让他分担一部分家务。“以后买粮买菜，早饭归你做；中、晚饭我做，其他活我做。你90元工资买粮买菜，顾两家老人；我70元工资交房租水电，给孩子买书。这3年咱俩都穿工作服吧!”
　　上大学那3年，我天天晚上总是辅导到半夜12点，也不知困，不知乏，有精神支柱，有追求目标。
　　函授站离家20公里，每次面授我都得蹬40公里路的自行车。春夏秋冬，酷暑严寒，我没缺一堂课。
　　那些年我头发都灰白了，班上的年轻人常逗我：“老太太，这么大年纪还来混文凭!”我不愿对别人说儿子聋了，母亲的心思总是很复杂。我就说：“咋的，这年纪有大小，学知识可不分老少，活到老学到老，将来我兴许退休后写写回忆录呢!”
　　这函大的课有16门，像“现代文学”、“党史”还能出溜下来，就是古汉语整得昏头胀脑，什么之乎者也，假借，平仄，笔记都做不下来。外国文学，人名不好记；现代汉语，抄也抄不过来，买也买不到。我永远忘不了电装公司经理对我的支持，那些厚厚的讲义，经理就让我拿到办公室复印室复印。经理说：“我们这一代人读书太少，总要为下一代着想!”
　　儿子毕竟年轻，有回学“平仄”，这对一个没有听觉的少年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就是不懂!辉辉气得把书“哗哗”全甩到地上，结结巴巴比划着手势：“我不学了，学那玩意儿，又能怎么样，也不是名牌大学!你说能教，你也讲不明白!当初我要是耳不聋，哪会有今天!”
　　一听儿子咒耳聋，我就觉得针往心尖上戳。
　　“你这孩子怎么就不理解妈妈的心，妈妈文化低，和你对着学。你还只有16岁，不学点文化，没点知识，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生活?!”
　　儿子一看我眼泪哗哗地下来，扑通跪在我面前认错：“妈，我错了，我以后不再惹你生气，我一定好好读书。”
　　有年冬天，老天刮“大烟泡”，那天我重感冒，发高烧，星期日早晨都爬不起来。
　　儿子不知我生病，早已把书包给我整理好摆到我床头。我一咬牙，顶着“大烟泡”去读书。20公里的冰雪长途，我推着单车，一步步地走……
　　回到家已是晚上9点多，那天早晨走得慌忙，忘了把钥匙揣身上。精疲力尽又饿又冷返回家属楼，我敲敲门，屋里毫无反应，我猛地意识到儿子是个聋子，打雷都听不见。我一屁股瘫坐在门洞台阶上，一股酸苦、委屈充满心头，我的热泪淌了下来。我真想放声大哭，又怕惊醒邻居。冻得不行，只好在家属楼前的雪地里徘徊、徘徊……
　　四
　　考试来临了。
　　考场就在烈士山脚下的六十二中。那天我陪着辉辉一块儿进考场，帮儿子找到座位后，我又对教师嘱托：“我儿子听力有问题，如有什么变化，他听不见广播声，请您给他写个便条。”我离开考场时拍拍儿子的肩，儿子冲我晃了晃拳头。
　　考试开始了，我在教室外的走廊上不安地踱来踱去……突然，从沈阳来的唐教务长发现了我，叫住我。我听过他的课，借过他的讲义。
　　“老同学，现在试卷已经发了20分钟，咋还不进考场?”
　　“我儿子在考。”
　　唐教务长愣了一下：“你儿子在第几考场?”
　　“20考场22号。”
　　唐教务长的脸色拉下来，他赶到儿子那儿斥问监考老师：“儿子替妈妈考试，你们咋没发觉?!”
　　监考老师吓了一跳，赶紧去核对听课证、准考证、学生证。没错，年龄相貌都是辉辉的。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唐教务长把我带到办公室，追问：“怎么回回上课都是你来?”
　　我这才一五一十地讲了事情的由来……
　　我流着泪说，老师们流着泪听。
　　发榜那天最紧张，儿子不敢去，让我去。
　　学校操场上摆了四张大桌子，分别贴着“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古汉语”、“党史”。那四张桌子前挤满了函大学生，都在找成绩单，有哭有笑，还有骂娘的。我挤进去一桌一桌地翻，一桌一桌地找，就是不见辉辉的成绩单。
　　我推开函授办公室的门，虚弱地问道：“怎么不见我家辉辉的成绩单?”
　　“你儿子的在这儿呢!”一位老师扬起成绩单。
　　“你儿子的在这儿呢!”
　　“你儿子的在这儿呢!”
　　原来，外边桌子上的全是不及格者，一场虚惊!我合上眼睛，软软地靠在门上，泪水流下来，流到嘴角，那滋味又苦又甜……
　　我把成绩单揣在怀里，飞车往家返。
　　儿子早已等在阳台上，等待着妈妈。
　　我跳下车，伸出四个手指比划着。
　　我一进层，摸出成绩单给儿子，娘儿俩抱成一团嚎啕大哭，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
　　他爸回家后，炒了八个菜，喝了几瓶啤酒，并且给孩子连连斟酒：“来，孩子，今天好好醉一回!”
　　1987年7月拿到辽宁大学中文系函授毕业证书，当晚我和我爱人商量：
　　“人家同龄人的孩子告别母校、告别同窗，都有个毕业典礼。咱家孩子是家里一个人闷出来的，也得有个纪念，有个仪式，也得有个家庭大学毕业典礼。”
　　爱人点点头，问道：“这会咋开?”
　　“我和公司女工部商量商量，借北山宾馆活动室，给各方朋友写请帖。这两年，工会、妇联、残联以及新闻界没少支持咱们，请大家聚一聚，备点烟糖茶果表示感谢，让孩子也高兴高兴!”
　　1988年2月28日，北山宾馆活动室拉起大红横幅——“褚辉家庭大学毕业典礼”。一张张圆桌上摆满了糖果、瓜子、香烟。我领着18岁的儿子站在宾馆门口，用90度鞠躬迎候宾朋好友，一派喜气生辉。人家还以为是我儿子结婚呢!那天鞍钢总工会、女工部、鞍钢市残联、函授大学领导、三冶公司党委和团委有关领导全来了；《鞍钢日报》、《鞍山日报》、鞍山电视台都派记者赶来采访报道，摄像机可劲摇。
　　在热烈的音乐声中，三冶公司党委仲书记把红彤彤的大学毕业证书发给孩子，全场鼓掌。我、老伴还有孩子都哭了，坎坷磨难的岁月，令人心酸的往事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我脑海里掠过……
　　鞍钢工会副主席当场宣布：工会决定下发文件，授予康忠琦同志为“教子育才模范”，褚辉为“自学成才标兵”，明天鞍钢召开先进劳模大会，大会上鞍钢总经理、党委书记要亲自为母子俩披红挂彩!
　　孩子毕业后，三冶公司党委仲书记对我说：“忠琦，你和辉辉爸爸都是三冶职工，南征北战几十年，孩子就业问题我们自己妥善解决，按大专毕业生接受，让孩子去公司报社当校对，发挥他的一技之长。”
　　这些年那么多报纸都给咱作了报道，中央电视台“六一”儿童节时还请我母子俩去北京游园，介绍我的文章已在美国的刊物上发表。其实我没啥能耐，事情是一步一步逼出来的。孩子是我生的，可生下来的孩子是属于国家的，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国家的有用之材，这是一个母亲应尽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