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焦菊隐与“名著选读”课

　　焦菊隐在北温泉学校里教的课是“名著选读”。当时他有著作、有译作，已有名望。不过话剧导演方面，还没有得到“用武之地”。
　　他不住在学校里，每个月来一趟，把课时集中在两三天内。个子瘦高，背微驼，戴眼镜。衣服单薄，料多布草，又带出旧色。一副“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的书生模样。有的老导演如史东山，总还有老底子的“行头”。明星郑君里那一身黑皮衣裤。50来年后的现在穿出来，还算得“新潮”─倒不是人家超前半个世纪，实是时装方面“法轮常转”也。
　　焦菊隐留学欧洲，归国后办过戏校，听说也阔过。不过当时在重庆，的确穷居陋巷。有同学去过他的住处，敲门无声，推门进去，无人，亦无长物。桌上压着张条子，是留给同住朋友的，大意是：怀沙，抽屉角落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盔”乃川式烧饼，无芝麻，无油盐。若佐以一块榨菜，或一“小脚”包花生米，是流亡学生饿一日后的美食。
　　他的“名著选读”的教法：手执外文“名著”一本，挑“选”一段“读”出来，出来的是北京口白，以后讲解赞叹。是翻译并评注法。
　　赞叹每占主位，神情容易激动。有脸现潮红的时候。史东山、郑君里上课，和学生交谈交流。梁实秋不交谈不交流，只滔滔不绝他说他的，如入无人之境，可又丰富中听。焦菊隐也不交谈，但学生发出笑声赞声，他会兴奋起来，他需要反应。
　　兴奋中，会说些“闲文”，少不了言过其实的传说。比如说向交通警问路，英国警察用手指指，难得出言；法国警察详细说明，有时候还把警棍往胳肢窝里一挟，掏出地图来指点，街上汽车停了一半……学生中有认真的，倒叫流亡学生笑了起来。
　　后来，焦菊隐和一女学生恋爱同居，中间有些波折，也有些轰动。流亡学生大多以为意料中事，“没得啥子”。再者，此事耳闻而已，不能够目睹。现在理应从略。
　　大专学校里，先生与学生之间，有“跟”字一说，虽不普遍，但直到现在也还是有着。某个学生“跟”某个先生，这个学生就与一般学生不同，成了某个先生的“入室弟子”。跟有学业上的跟，有事业上的跟，有“饮食业”上的跟，或者兼而有之。学业上的跟是读书人“传授衣钵”的，本等正宗。世事艰难，别的跟也无可厚非。
　　有一位同学跟上焦菊隐先生，有时候小声告诫别的有点名堂的同学说：焦先生脾气不好，下了课少到他房间去。
　　这个同学跟着焦菊隐搞起个出版社什么的，拎起个皮包，像煞皮包公司。后来闹翻了，原由不大清楚，可能是经济上的事，总之，不欢而散。
　　50年代之初，“热、烈、欢、迎”焦菊隐进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了他的导演事业，后来是总导演，后来是权威。确有开创，有建树，有典范。
　　第一个得到轰动效应的演出，是老舍的《龙须沟》，但导演与剧作家的合作中，有争执。老舍窝火说：“我不懂戏剧。”也还见之文字。
　　可是后来老舍的重要剧作，也还是焦菊隐执导。到了《茶馆》的几经起伏的完成。剧作、导演、演员都上了高峰，是“北京人艺”独放光彩的剧目。焦菊隐的功劳不小吧，但剧院“外人”不大知道，“外行人”看戏更只看演员。
　　且说那位不欢而散的“跟”学生，60年代，一事无成来到北京。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学生叩门拜访先生，夫人出来接待这位寒酸老同学，说：先生不在家。客室小坐片刻，学生看见焦菊隐人从另一屋出来，大大方方穿过院子，略不旁顾，只管出门上街了。
　　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焦菊隐的晚景；孤身住小屋，不谈艺，不看书─说是眼睛坏了。每天只拎个菜蓝子，上趟街。还没有文章写一写这个，不知道这位大师级的艺术家，垂垂实未老时，独自闷在暗室时，做什么？想什么？
　　他最后一次正式发表文艺上的意见，可能是对刘厚明执笔的剧本的看法。那是“文革”后期，1973或1974年吧。那个剧本写近郊一位农村干部，村里盖了不少新房子，他还是住“长工屋”，一分钱掰两半花，有病硬抗等等。说刘厚明执笑，不说写，实因当时作兴写成一部稿，交给大家讨论，根据几十条意见，改写二稿，如此六七稿时，刘厚明叹道：“我的话一句也没有了。”嘴里如含着酸水，脸不是脸，啼笑皆非的模样。
　　这个戏还是在几十条意见中排练起来了。彩排那天，叫─不是请，原总导演焦菊隐来看看。焦菊隐已解除打扫卫生的劳动。附带说几句，焦菊隐使墩布擦楼梯的时候，十分认真，一级一级力求干干净净。
　　焦菊隐看了彩排，发表意见说：“批判现实主义。”
　　刘厚明困惑了，叹道：“焦先生这么大学问，怎么说出这个话来！这个戏照着三突出，突出了又突出，还会是批判现实主义？”
　　厚明也是老实人，没有想着古人不止一个“谁在梦中”的故事。现在他们若是相遇在九泉，谈一谈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