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哥本哈根城中的“自由国”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乘上8路公共汽车，不要多久就会看到一个门框上写着“克利斯蒂安亚”的大门。进门之后，就是所说的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国”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之“国”。方圆不到20公顷，常住人口大约有800人，其中有男人、女人，也有小孩。他们还养了8匹马，几十只鸡、兔和山羊，几百只猫，600条狗，另外还有两只猴。
　　社会上对这个“自由国”的看法各不一样，有的说它是“天堂”，有的说它是“社会渣滓的收集站”。当然这是两种比较极端的说法。实际的情况是：这个“自由国”在困难中总算度过了10年多，组织型式也在不时地完善；但是新出现的矛盾和困难却又堆积如山，随时都有跨台的危险。
　　这块地段原来归丹麦国防部管辖。60年代末丹麦国防部做出决定，要把这块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地方清理一下，交给哥本哈根市政当局进行城市建设。到1971年初夏已经腾空了大约170个建筑物。
　　但是，哥本哈根的市政部门刚刚在开始制定这一地区的改建计划，短时间内尚不能动工，于是来自市内各个区的青年就把这里的房子给占了。公众，甚至国防部也都默认了这种强占。说是强占，但基本上还是比较缓和的，因为从一开始就有成年知识分子、艺术家、建筑师、教师和社会学家等参加。他们都有明确的目的，想搞一次关于社会组织型式的示范试验。
　　1971年11月底，有将近200名强占房子的人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全体代表大会，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后即通过了一个“宪法”。随后又确定了一个集体活动的会堂。会议参加人称自己是“克利斯蒂安尼亚人”，称他们活动的地区为“自由城”或“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国”。在“克利斯蒂安尼亚”的外文拼法中有三个“I”，因此就用三个“I”来做这个“自由国”的简称。同时也确定了“国”旗，上面有三个发光的黄点。
　　日常的小事在各个区的小会上解决，大问题要提到每周一次的全体会议上。设有负责小孩和吸毒者的“社会工作组”和负责钱财的“经济组”。“国”内不允许机动车通行，不许贩毒，但是缓和的兴奋剂——大麻和酒精饮料不受限制。商店和作坊要拿出其销售额的5％作为中央机关的办公费。
　　“自由国”的诞生初期，也就是1971年冬到1972年春，还是很艰苦的。哥本哈根当局认为这种强占是非法的，因而断水断电。好不容易弄了点燃油总算度过了这个冬天。考虑到有住家和又有小孩，所以1972年年初又恢复了供水和供电。“自由国”于1972年5月底又同国防部达成了一个协议，规定“自由国”要成立自己的消防队和垃圾排放站，要对常住居民进行登记，在侦缉方面要给予合作和要支付水电费。
　　建“国”后完成了一些建设和改建工作，譬如搞了小孩游艺室、带淋浴的澡塘、健身室、音乐厅、小戏院、音乐茶社等。甚至搞起了“自由克利斯蒂安尼亚电台”，同时也出现了照相馆、咖啡馆和电影院。一个妇女和两个青年烤起了面包。另外有一个小组开起了日用品商店。这个商店到今天还是每天开门12个小时。不久又要有第二个商店开业，经营蔬菜。还有一份两周出一次的报纸，以后准备一周一次。
　　有一个银匠铺也开张了。妇女们开始做起了蜡烛并搞起木工和缝纫。三个男人买了一台报废的复印机搞起了复制。四个居民从事陶器制造。有一个人学制鞋，想搞鞋匠铺。在一个大的建筑物中开起了木匠铺，旁边就是铁匠铺。
　　尽管如此，组织者们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并没有成为现实。大多数作坊都是个体所有，自负盈亏。按“生产资料归生产者所有”和“为同样劳动支付同样工资”的原则经营的，目前只有铁匠铺。在这个有四个人的铁匠铺中生产一种比较有名气的自行车拖车，专业化和流水作业可以保证产品价格低廉。到1981年为止共卖出2500辆拖车。工人的月平均工资约为1200克郎（约合人民币288元）。“自由国”的环境很像乡村，日常花销不大，所以一般每月尚可存400克郎（约合人民币96元）供度假用。
　　原来估计这些放荡不羁的青少年和各种游手好闲的人来到“自由国”这样一个新环境中，一切都从头开始，可能会变好。但实际上这种肆行无忌的人的比例一直很大。时而发生掠抢商店现金、闯入住宅和侵犯公共财产的现象。更为讨厌的是都不愿意付钱，想白拿和白享受，弄得像幼儿园这种社会公益组织只好破产。应付给哥本哈根市政当局而未付的水电费已高达几十万克郎（约合人民币十几万元）。
　　同样，青年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失业率从建“国”初期的不到5％猛增到1979年的11％以上，因而吸毒和犯罪的人也越来越多。
　　原来热情地创建这个“自由国”的许多人，由于经济等原因纷纷出走，有的在乡下又搞起了一个新的公社。
　　问题远不只是这些，例如各种人之间的矛盾也相当大。但是不管怎样，“自由国”并没有像人们原来估计的那样，会由于内部纷争而垮台。“克利斯蒂安尼亚”的影响早已越出了“自由国”的20公顷土地。社会学家和研究青少年犯罪学的专家等纷至沓来，以期“亲临其境”进行调查研究。哥本哈根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一个社会学家在经过实地考察后说：“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国’很像是一个凹面镜，能集中地暴露出城市中的社会问题。”普通公民也常常怀着一种好奇心来到这里进行访问。在一次夏季狂欢节期间就有六万人参观了这个“自由国”。
　　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国”的前途未卜。有人断言，它会像英国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于1824年在美国搞的“共产主义新村”一样载入史册。
　　（据西德《明镜》周刊1981年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