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和我的大提琴

　　六年前，我是个三十五岁的人，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浪漫的而又无法减弱的冲动，激起我欲念的是提琴家族中形状美好的后裔——大提琴。
　　我立刻租了一具厚胶合板制的大提琴，去见音乐教师温德尔·马格莱夫。当时是冬天。
　　我告诉马格莱夫，我从小就一直遥慕那些有名的演奏家所擅长的乐器。现在我终于希望正式和它结交。我又补充说，我已有准备，爱大提琴未必便能掌握它，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拉出什么名堂来。
　　“你想拉得多好就可以多好，”马格莱夫说得着实玄妙。他在一张纸上划出五线谱，上面有E和F两个音符。他指示我应该把手指放在琴颈的什么地方，并且怎样运弓。然后，他在记事簿上写下我的姓名：星期二上午十时。一个星期二接着另一个星期二，很快就到了春天。
　　我就这样从无知的领域进入梦的境界。谁没拿起朋友的吉他而觉得里面藏着妙曲？谁没有忖度过自己是否能学会演奏“月光”奏鸣曲，至少是那开头的容易部分？
　　我们越来越固定。我们抓牢自己已有的本领。但是我们如果想得多一点，会怎样？如果我们紧抱自己的幻想，把它拉近，会怎样？如果五年后，有一天，我们在晚会中坐到琴凳上，毫不声张便奏起斯克特·卡普林的爵士乐曲，眼看着一位老友转过头来，张着嘴，不胜惊愕地说：“我的天，真不知道你还会弹钢琴！”这时候又会怎样？对我来说只要通过以实际行动追求梦想的简便方法，用我自己的手打开一扇门，这种情形就会实现。
　　再一方面，有个老师会产生一种极妙的感受。E—F，E—F，我们一起拉，然后移到G音符。这是一段愉快的时间。我又在转变，不再束缚在我已定型的形态里。
　　没有疑问，中年最要不得的思想，就是认为自己已经不能再变。我们变是变的——换换拌生菜的汁，换换互惠基金，——但我们本身不变。我们做已经会做的事情，拉大提琴显然是我不会做的事，然而每个星期二，我学会了一点儿。
　　没有人注意，这是件好事。午夜时分，我在城内住宅的楼上房间里，拉阿尔温·舒罗德的大提琴一百七十首基本练习曲，从敞开的窗口传出拉得很辛苦的一大长段，和猫的尖叫声混在一起，见不到的过路人听到了，就好奇地停下脚步，然后又赶紧走开。夏天，我穿着短裤，一身松香灰，练习大提琴，汗珠从下巴滴到琴面上。
　　一年以后，我参加了一个小型管弦乐队，每逢星期天，在当地一家学校里聚会一次。乐队里几位小提琴手，年纪很轻，演奏技巧极好，但不知怎的，听不到他们的琴声。另外有些人，年龄大一点，演奏技巧差，拉得走调，但演奏得很起劲，音量也很大，象灯塔一样，喜笑颜开。不论他们排练什么乐曲，我总是坐在靠近舞台侧边的椅子上躲着，一等到E音符和F音符出现，猛地拉两下子，然后，又退到一边，等待第二次机会。
　　我们音乐会的听众是一些家庭成员。他们拖着脚步走来，好像被迫服役的海员，应召参观一位深获爱戴的人受刑——在我们演奏时，这个人就是莫扎特。在我耳中一直燃烧着永远不能忘怀的，是我们演奏的《魔笛》序曲。它如同飞机从滑行到起飞速度，刚刚在拳头握紧的手关节都发白的片刻飞了一下，就突然在跑道外边坠落，四分五裂，变成无数烧着的碎片，
　　在我学大提琴的第三年，妻带回家一具音色极华丽宏亮的新大提琴。我加倍练习，但拉得仍然呆板，十分生硬。每次我设法弄到邀请跟别人一起演奏，在音乐语言上，我总是最不流利，读谱总是最先迷失。“是不是有一阵子没有练习了？”“不是，嗯，学了才两年多。”暴露 自己是多么愚蠢的人以后，我在别人眼中似乎胀大了许多，大到异常显著的程度。
　　这是一个落雪的夜晚，我搭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阅读莫扎特C大调五重奏的总谱，忽然感觉到，乐谱那一页在我手中变成了音乐。这时，我已多少可以阅读总谱，嘴里哼着大提琴的曲调，突然间，我脑子里和谐地听到五个乐器部分就象花开一般。坐在对面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用泪珠迎接他的目光，这的确是第一次我的脑子里听到了音乐。也许他也听到了？不，他在第二站就下了车。
　　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很迟的夜晚，我专心地练习“霍夫曼的故事”中的“夜色美丽”一曲，练了两个小时后，上床睡觉。我知道“夜色美丽”的音符和节奏，可是我演奏的似乎只是什么难听的口技，很象可望而不可及的“夜色美丽”，但完全不同。我沉沉入梦的时候，奥芬巴赫那个怪异的圆舞曲，毫无瑕疵地在我脑里奏着——我手指就没有拉过同样优美的曲调。第二天清晨，天刚破晓，我在半睡半醒中，回到练琴的房间，拿起大提琴就开始拉，拉得很美。心情兴奋的我又拉一次。在此之前，我一直用我的肌肉、头脑和眼睛尝试奏各种音符。这天黎明，我第一次奏出音乐。
　　一年一年地过去，我的女儿一眨眼就是十几岁的少女，以年轻人来说钢琴弹得很好。我幻想能有一天和她一起演奏。我还希望能和音乐同好在公共场所演奏，而且有人暗中羡慕。
　　这两个目的都在同一天达到了。我学大提琴后的第五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马里兰州安纳波里市第一长老会教堂的地下室里，一群七岁到十四岁的青少年举行音乐会，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成人演奏者。我听见自己的女儿说：“现在，我要为我父亲伴奏巴哈G大调进行曲。”然后，我们一起令铺油毡的地板响起二百五十年以前的一支乐曲的回声。结束演奏时，三十位家长高声叫好。
　　当天晚上，我同几位演奏者又在附近圣安堂内走上通往诗班圣坛的台阶。天色狰狞，夜雨欲来，我从中殿到走廊看到许多熟悉的脸。传单把我们的演奏会宣传得很厉害，责任的压力就象兴起的风那么大。节目的前半部几乎被风雨声淹没了，但第二部分进行得很顺利。著有六本书，近著为“胜利，竞争的心理”的司徒华·渥克博士，从互相交谈的人群中走出来，他昂着头，“我真不知道你会拉大提琴，”他说。
　　我继续练习演奏，但感受不再相同。结果是，幻想在实现后就减少了意义。从前，我听到大提琴，觉得它的声音充满美和光彩。现在，电视摄影机把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脸照近时，我发现他那有魅力的笑脸，其实是强烈决心的面具。即使对他来说，大提琴也是难驾驭的乐器。
　　我拿起我的大提琴，扭紧弓头，再度悠扬地奏出“夜色美丽”，振音仍然摇摇晃晃象不平衡的汽车轮胎。我以前想拉得一手好大提琴，现在我已到了我所能达到的境界。这样已经够好了。
　　这一向，我又很兴奋，我想学画，我知道自己不会成为莫奈。不过，倘使我能画一些睡莲，画一座乡间小桥，画一艘下了锚的、船头高而尖的游艇，那也就够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