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温暖的大家庭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1919年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相识的。那时，邓颖超是个15岁的学生，活泼热情，虽然年轻却很有政治头脑，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周恩来比邓颖超大六岁，当时刚从日本归国。
　　1920年11月，周恩来同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近两百名学生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与此同时，邓颖超先后在北京和天津教书。他们两人凭着鸿雁传书保持联系，开始主要是讨论国内和欧洲的局势，渐渐触及个人之间的问题，内容很亲密。
　　1924年7月，周恩来应党的召唤回国，9月间抵达广洲，担任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他把私事统统放在一边，立即投入工作。因此，回国将近一年以后才见到邓颖超。那时，邓颖超在天津除了教书，还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
　　1925年7月，邓颖超奉命调往广州工作。这次调动对她来说是十分合适的。她盼望同周恩来重聚。她南下时途经上海，在那里逗留了几天，于8月7日才抵达广州。
　　当时，广州外于革命高潮中，周恩来正在总部指挥反对香港英国当局的省港大罢工，无论如何分不开身去接她。不过，他派秘书陈赓拿了邓颖超的一张照片去码头接她。陈赓虽然很机灵，但是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却没有找到邓颖超。于是，邓颖超只好照着通讯地址自己找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天深夜，周恩来回到家里，终于高兴地看到了自己的新娘。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正式举行婚礼。他们自己和朋友们一向认为，1925年8月8日是他们成为夫妻的日子。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突然袭击并屠杀共产党人。当时，周恩来在上海；邓颖超因为难产住在广州医院。在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邓颖超和她妈妈二人离开广州去上海。这次难产，使她失去了即将诞生的孩子。此后邓颖超再也没有生育。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对那些和他们失去了的婴儿同年出生的孩子，更是特别有感情。
　　有一次，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周总理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他指的是他和邓颖超抚养成人的许多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夫妇把这些遗孤看成是自己的家庭成员。
　　一
　　李湄可算其中的一个。她是李少石和廖梦醒的独生女。李少石曾给周恩来当过秘书。1945年10月，也就是日本向中国和盟国投降的一个月后，他在重庆被国民党士兵枪杀。
　　人民日报社出版的《战地》增刊1980年第1期封里，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周恩来1949年写给李湄的一封信。
　　李湄：
　　7月23日来信收到。你是否应该立即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应由学校负责机关及你所属的团组织来决定，我们不应从旁干涉的。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也有群众啊！你好。
　　周恩来
　　李湄13岁时，父亲遇难。1949年4月，李湄进华北大学政治训练班学习，预定于同年8月（即周恩来回信数周后）毕业。这几周是激动人心的时刻，青年人按捺不住迫切希望参军的心情，因为部队当时招收大学生和中学生在南下进军途中做政治工作。当时17岁的李湄当然也不例外。她只是担心母亲不同意。李湄有同龄姑娘所具有的一切心计。她写信给周恩来，因为她认为周伯伯有可能说服她母亲。但是，她并没有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最后还是留下来继续学习了。
　　周寥两家的亲密关系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期。周恩来1924年从巴黎回国时，国共两党正在广州联合筹建黄埔军校。6名知名人士被指定来负责创办这所培养军官的学府。其中有周恩来，还有李湄的外祖父廖仲恺。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同比自己年纪小但已崭露头角的政治活动家周恩来关系密切。
　　寥梦醒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周恩来叮嘱她不要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她服从组织决定，当了20多年的秘密党员。直到1953年才公开自己的身份。寥梦醒生于1904年，与邓颖超是同一天诞生的。她总是用广东话称周恩来为“阿哥”。这种称呼表明两家关系之密切。廖梦醒的弟弟就是廖承志。
　　周恩来是1924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廖承志年方16，初出茅庐，是广州岭南书院的学生。一天晚上，承志问父亲，刚才那位身穿白帆布西装的客人是谁。来访者那炯炯有神的双眸和两道刚毅的浓眉，以及与廖仲恺低声的交谈，引起了承志的好奇。
　　“你还不认识他？”父亲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10年后，正是这位“大将”在长征途中救了廖承志的命。那时，廖承志已由周恩来在广州时见到的中学生变成了中共正式党员。
　　在长征途中，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省和宁夏后，到了黄河边，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委周恩来一路打听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周恩来当时还不知道廖承志已被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当作“反革命”开除出党，由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周恩来就是在这个危急时刻偶然碰到向预旺堡镇开拔的廖承志等人的。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是同政委打招呼并敬礼呢，还是背过脸去？他不想因彼此熟悉而给父亲的老朋友带来麻烦。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周恩来走过来了。他脸上毫无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当着押送人员的面，他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走开了。
　　那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屋里坐满了人，张国焘也在那里。张国焘当然知道周廖两家的亲密关系。不过，他仍问周恩来：“你们俩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佯装声色俱厉地问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
　　“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叫廖承志留下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不理睬廖承志，只同张国焘说话。饭毕，他立即把廖承志打发走了。张国焘本来已宣布当晚将廖承志处决，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佯装愤怒，无情地训斥廖承志，才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
　　周恩来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充分施展了这种才能，使许多老干部免遭一死。然而，即使是这位善于应付内部斗争的大师，有时也会束手无策。他未能救出自己的亲人——他和邓颖超的干女儿孙维世。
　　二
　　孙维世出生于革命家庭。她的父亲孙炳文、母亲任锐都是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周恩来早就认识孙炳文，因为孙炳文是朱德的密友。20年代初期周恩来、朱德、孙炳文一起在柏林留学时，周恩来还是朱德和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1927年，孙炳文在蒋介石“4·12”大屠杀中牺牲。
　　20年代中期，周恩来夫妇同孙炳文夫妇在广州常常秘密聚会，讨论党的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那时，孙维世年仅5岁，常常在窗户旁边为他们放哨。她扒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动静，如果有陌生人走来，她就预先告诉父亲和周叔叔。
　　1935年，随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任锐安排14岁的孙维世用化名在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的两个剧团里工作，并住在那里。那时，野心勃勃的女演员江青脚踩两只船，既同共产党接触，也同国民党接触。江青设法靠拢这两个剧团。剧团有时也让她演点小角色。江青当时生活糜烂，这使任锐警惕起来。她警告女儿离江青远着点。江青因此怀恨在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维世到武汉，向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安。可是谁也不认识她。况且她年龄太小。16岁的孙维世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不肯离去。周恩来中午返回办事处时，惊奇地发现一个少女在门口哭。他多年不见孙维世了，一开始竟未认出她来。他终于想起了孙维世小时候熟悉的影子，一把搂住她，连声叫道：“啊，孩子！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送到延安，常给她写信，向她倾注只有慈爱的父母才能给予的那种爱。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与任锐联系上了，要求把孙维世收为干女儿，任锐高兴地同意了。
　　孙维世差不多是和江青同时到延安的。江青在上海呆腻了，想换个地方闯闯。似乎是命运又把孙维世和江青弄到一起了。她们是抗大的同学，还曾同台演出过《血祭上海滩》。
　　1939年夏，周恩来骑马去党校讲课，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因而造成右臂骨折。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就医，由夫人陪同首途。
　　孙维世得到毛主席批准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去莫斯科。孙维世先入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后进莫斯科戏剧学院，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这两所学校。她在苏联学习了6年多，掌握了俄语，并开始从事戏剧事业。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孙维世是代表团翻译组的成员。50年代以后，孙维世除了从事自己的专业——戏剧工作外，还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担任过翻译。在戏剧方面，她编导了一些话剧。
　　孙维世出于对养父母的爱，于1950年8月8日主动组织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纪念活动。那一天，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家里，孙维世把两朵大红绢花分别佩戴在养父母的外衣上，以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周恩来总理微笑地说：“维世给我们做‘银婚’纪念了。”
　　江青从不掩饰她对孙维世与周总理的关系的嫉妒。江青认为，孙维世在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工作，了解国家机密和重要情况，她拐弯抹角地对孙维世说：你是周副主席、邓大姐的女儿，我是主席夫人，以后要好好团结……孙维世对她的话避而不答，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避之唯恐不及。两人关系不好，也从来没好过。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发号施令。她急不可待地要跟孙维世算帐了。她同林彪的妻子叶群达成了一笔交易。江青告诉叶群，孙维世是她的仇人，问叶群能不能派人替她把孙维世抓起来？她说，如果叶群愿意那样，她将报答叶群。她问叶群有没有想要除掉的仇人，如果有，她保证为叶群除掉。
　　于是，1967年12月，公安人员闯进了孙维世的家，以“特务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著名演员兼导演金山。他们翻箱倒柜，没收了所有珍贵物品，特别是孙维世同毛主席和周总理合拍的照片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写给孙维世的信，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江青那里，江青把它们撕得粉碎。接着，孙维世本人也被捕并遭到迫害。从1968年3月1日起，孙维世即使在牢房里也戴着手铐，还遭到毒打。同年10月4日，孙维世的躯体再也承受不起这种摧残了，她终于停止了呼吸，去世时还戴着镣铐。
　　三
　　李鹏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许多方面与孙维世很相似。两人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两人先后都被送到苏联学习。孙维世念文科，李鹏学习科技，主攻电力和水利工程。孙维世惨死在江青一帮党羽的毒手之下，李鹏则闯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李鹏现年57岁。相对而言，他是中国政界一位新人。在1983年6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在1985年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四川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他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李硕勋与赵世炎（1927年7月被国民党杀害）的妹妹结了婚。国共合作破裂后，李硕勋于1931年任中共广东军委书记，领导游击战争。同年7月，当他在海南岛准备参加研究作战计划的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两个月后，于9月16日被敌人杀害。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李硕勋就义前写的一封信：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九月十四日
　　“陶”指的是他的夫人赵君陶，“吾儿”便是李鹏。此后好多年，周恩来不知赵君陶和李鹏的去向。直到1939年，他才了解李鹏当时已11岁，住在四川成都一位亲戚家里。邓颖超把李鹏接到重庆，以后又送到延安。到延安后，少年的李鹏才受到正规教育。周恩来和邓颖超对李鹏视如己出。对于李鹏来说，周恩来永远是他的“周伯伯”，邓颖超是他的“邓妈妈”。
　　后来，李鹏曾在延安第一所技术学校学习。1948年，他被送到苏联深造。1955年回国以后，他主要在东北地区工作，作为一名电力工程师和厂长，工作成绩显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提升为水电部副部长，1981年任电力部部长。李鹏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从1973年开始，尽管工作任务繁重，他又自学英语。但是在“邓妈妈”眼中，李鹏仍是个孩子，需要长辈们经常提醒和帮助。1983年一个炎热的夏日，79岁高龄的邓颖超亲自来到李鹏在中南海的办公室，祝贺他由于工作成绩卓著担任了副总理，同时又提醒他“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