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份报纸和她领导的潮流

　　迄今为止，我国计算机普及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经历10年，这次普及高潮主要是在知识界中进行的。
　　从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第二次普及高潮到来，这一次普及的特点是向一切领域、各个层次的群众普及，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第一次高潮。电脑的普及率也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也就是在这次普及高潮开始的1991年底1992年初，《电脑报》创刊了。
　　2000年1月10日，《电脑报》在新世纪的第二期头版刊登了著名计算机教育专家谭浩强的《迎接计算机普及的第三次高潮》一文，文中预言：第三次计算机普及高潮将声势更大、范围更广、影响更深。普及的内容将主要是网络的使用。
　　这个预言正在实现，我们相信，它将在未来十年铸就新的辉煌。
　　很幸运地，我们成为了后两次高潮的见证者，我们更以自己是其推动者而无比欣慰！
　　作家换笔
　　80年代中期以来，电脑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到1988年底，我国的企事业单位已经拥有电脑33万台，用于学校和家庭的学习电脑20万台，计算机专业人员和计算机爱好者人数已在百万之上。但相关的报刊数量只有寥寥几种，而且都过于专业化，《电脑报》敏锐地看准了普及市场存在的巨大空白。
　　1992年1月3日，《电脑报》正式创刊，在创刊号上，《电脑报》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办报宗旨和方向：
　　“普及计算机知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面向办公室、学校、家庭的广大群众服务。”
　　“集实用性、知识性、趣味性、资料性于一体，力求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1993年，电脑报社社长陈宗周第一次到美国，了解到美国计算机普及率为30%，但软件销售总量的1/3是文字处理，他意识到文字处理是电脑在中国普及的关键突破口。
　　第一篇文章是老作家马识途写的，这篇文章题为《用电脑搞创作行吗》，发表在《电脑报》的试刊号上。
　　当时有的人认为文学创作是复杂的脑力思考活动，用电脑这种机器恐怕会影响灵感和思维，七十六岁的马老在这篇文章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十分有力地驳斥了相关的错误认识，说服力很强。
　　这算是《电脑报》提倡作家换笔的开篇之作，非常有分量。
　　1992~1993年两年间，《电脑报》头版上出现的作家姓名可能除了专业的文学报刊以外无人能及：韶华、吴越、马识途、徐迟、张抗抗、王蒙、张贤亮、邓友梅、古鉴兹、杨沫、尤今、李国文、赵大年……一时名流云集，群贤毕至，谈他们学电脑、用电脑的感受。在全国掀起了“电脑写作”的高潮。
　　由于这个选题非常受读者欢迎，《电脑报》坚持着做下去，一直做到1997年。这一年，《电脑报》又和中国作协一起搞了一次向作家赠送扫描仪的活动，为这一系列活动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经济型电脑
　　“经济型电脑”是《电脑报》独创的一个概念，这个提法让电脑摆脱了高高在上的贵族价格形象。
　　90年代初，一台四通电脑打字机都要上万元，《电脑报》提出了2000多元(不带打印机)和4000多元(带一台9针打印机)的配置方案。这套由低档PC机和9针打印机组成的系统，能在无硬盘的PC机上实现比较专业的打字功能。
　　“9针仿24针打印机驱动程序”应运而生，从实际使用效果来看，使用这一驱动程序后，普通9针打印机能达到流行的24针打印机的打印质量，这相当于提出了“家庭桌面印刷系统”的概念，提出要让中文电脑打字机进入千家万户。
　　该系列文章发表后，“9针仿24针”顿时成了流行话题。
　　《电脑报》为此又专门开办了两期经济型电脑打字培训班，结果出奇的火爆，学员来自北京、河北、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全国各地，兴奋而来，满意而归。
　　这组文章由于正确定位，效果非常好。使《电脑报》一创刊就成为转载率非常高的科技报纸，发行量第一年就上升到两万多份，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
　　这一系列文章的意义在于在电脑不普及的时代，解决了这么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电脑有什么用？我怎么才能买得起电脑？这也是电脑普及的两个最大的障碍。
　　时空话题
　　在电脑报创刊的前几年，在向大众普及电脑知识方面可谓一枝独秀，发展得比较顺利。在1994年的时候，报社领导开始注重对业界的影响。
　　电脑报社长陈宗周与IDG(国际数据集团)现任亚洲区总裁熊晓鸽是在1994年认识的。熊晓鸽曾作过美国《亚洲电子导报》的资深记者，陈宗周一直关注IT业的发展，有《PC机十年》、《WPS之谜》、《比尔·盖茨和微软公司的传奇故事》等著作，对国际国内的情势都有独到的见解。两个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
　　熊晓鸽回到美国后，他们仍然经常通过国际长途电话纵论天下大势，一谈就是半个钟头以上。陈宗周想到把这些谈话记录下来发表在报纸上，为人们架设一座沟通中外IT产业界的桥梁，为中国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世界IT业最新发展动态的窗口。于是，便有了“时空话题”。
　　1995年2月24日，第一篇对话发表在《电脑报》第8版上，标题是“亚洲信息产业的黄金年华”，两位对话人谈到亚洲IT产业的发展，从日本到印度，从韩国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又从软件谈到PC、IC和网络，两位对话人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对亚洲进入“一分钟产生一个新百万富翁的年代”感到欣喜不已，又对中国IT产业的未来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陈宗周和熊晓鸽的对话持续了两年，20多篇精彩的文章记载了计算机发展史上热闹非凡的一段历史：普通读者看得津津有味，业内人士也从中获益良多。
　　此后，“时空话题”结集出版，继续着它深远的影响力。
　　电脑史话
　　报纸创办的时候，读者对了解电脑发展史比较渴求。陈宗周一直从事科普行业，对用通俗的笔法写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受到了日本著名科普杂志《ASCII》等以演义笔法叙事的影响，于是创作一组反映PC历史沿革文章的想法逐渐诞生。
　　电脑史话的第一组文章《PC机十年》从第一期《电脑报》就开始连载了。陈宗周将“电脑史话”的断代从PC机开始，以章回体形式和讲述PC机发展史上的种种故事，达到史为今用的目的，也和现实贴得很近。
　　除了《PC机十年》，陈宗周还为“电脑史话”栏目亲自写作了《PC机第二个十年》、《WPS之谜》、《比尔·盖茨和微软公司的传奇》等文章，由于很多资料直接采自国外，因此除了翔实外，也鲜见于国内其它报刊，篇篇都可以算是精品，深受读者喜爱。后来黎和生又接着写了《软件史纵横》系列文章，在读者中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电脑史话”切合了《电脑报》的特点：通俗实用、趣味性强，一度是IT界的名牌栏目之一。
　　救助何婷芳与国内第一个网络版
　　1995年，报社派出记者组赴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Comdex展览，在这次展会上，大家意识到互联网将是未来大趋势，在中国一定有很大的前景，回来后，《电脑报》开辟了国内报纸的第一个网络版块。由于当时网络尚不普及，编辑在做网络版的时候一直没有感觉。
　　救助何廷芳让大家真切的感受到互联网巨大的作用。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将一群人联络起来做一些以前很难办到的事。
　　1998年3月23日，当时网络版编辑林军在论坛上看到一张照片和文章，介绍福州师大的叫何婷芳的女生，来自农村，家里很穷，患了白血病。
　　《电脑报》的编辑们决定采取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捐助，3月21日下午两点，《电脑报》的捐款作为第一批网上捐赠之一，送到了何婷芳的手中。
　　老榕当时任福州连邦的总经理，由一篇《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帖子而成为网上的知名人物。王峻涛因为连邦的关系跟《电脑报》也有很多接触，他意识到《电脑报》发行量和影响力也非常合适来报道这一事件。
　　在网上的这一切做得轰轰烈烈的时候，《电脑报》不失时机地推出了老榕的报道《为了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网上救助重病大学生何婷芳日记》，将这件事的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
　　《电脑报》第一篇稿子发出去之后，又连续发了四期，影响非常大，不断有读者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要求捐赠。陕西榆林地区一位山区教师在他(她)的快信里夹了人民币5元，一张很新的5元钱，可能放了很久了。这是自何婷芳救助活动收到的最小一笔捐款，但也是最让人感动的一笔捐款！
　　后来何婷芳由翰林汇的老总黄向伟帮助转到了北京接受到更好的治疗。
　　作用：何婷芳事件的报道为《电脑报》开辟了一种新的风格，后来《电脑报》做了一系列类似的报道，比如残疾人丁亮网上求医，聋哑网友自强不息的故事。当时刘信中副总编还为这篇文章起了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在无声的世界里放歌》。这些故事将人文关怀与科技报道融合起来，《电脑报》也不再仅仅是一份科技报纸。
　　特刊与专题化
　　1997年，大众媒体特刊比较多，各种杂志开始注重专题化的报道方式，而《电脑报》的风格也遭到很多同类报刊的抄袭，需要有新的变化。
　　当时的编辑部主任黎和生提出在春节做一次特刊，打乱竞争媒体的阵脚。特刊的思路是打破报纸原有的版面设置，甚至版块结构，以专题的方式重新组织，在几个专题之后，还有一些选题以精、巧散见于各版，整个报纸突出一种喜庆的气氛。
　　春节特刊一改《电脑报》的老面目，给读者以惊喜和强烈的冲击。此后，特刊作为《电脑报》的特色保留了下来，随之推出了新的夏季特刊，专题化也成为《电脑报》选题的一个重要方向。2001年，《电脑报》新增“专题快递版块”。
　　探访盗版万里行
　　到1998年，电脑在中国已经大量进入家庭，用电脑的人多了，这给了《电脑报》更大的用武之地。但是随着电脑的普及，盗版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当时大多数电脑用户的知识产权意识薄弱，没有意识到盗版对整个中国IT产业发展的危害，这引起了《电脑报》编辑们的警觉，于是《电脑报》策划了“探访盗版万里行”。
　　这个计划准备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南京、成都、重庆等主要城市进行采访，连续在《电脑报》头版刊发。
　　这组文章引起读者强烈的反响是始料不及的，大量读者来信赞扬《电脑报》知识产权保护立场，以及这组报道的可读性，这组文章后来被《商界》杂志改写后转载。作为《电脑报》第一次长篇纪实性报道，“探访盗版万里行”在写作风格、报道方式方面都作了有益的探索。
　　王洪案
　　1997年8月5日，河北保定科华电脑公司的职员王洪与公司经理王立成在北京中关村安特明公司购买了一台恒升SLIM-I笔记本电脑。
　　机器买回去后不久，王洪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感觉显示屏晃动，遂于1998年6月1日与安特明公司联系维修事宜，但安特明公司和恒升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修理。
　　6月9日，王洪将自己这一经历写成《请看我买恒升上大当的过程》、《誓不低头》等文在互联网上发表。并开设一个人主页，题目为“声讨恒升，维护消费者权益”。
　　1999年4月，恒升向北京海淀法院起诉王洪，要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12月15日，海淀法院一审判决王洪赔偿50万元。
　　最初电脑报也担心介入此事会有风险，但后来通过与王洪接触，感觉自己一定要站出来说话了。那还是在一期特刊上，做了一个整版《网上“大字报”引发百万诉讼》。
　　恒升很不客气地给电脑报写了一封信，说要告电脑报，这是恒升第一次说要告电脑报。电脑报表示：“跟我们打官司可以，但你不能不让我们说话。”
　　判决结果出来后，《电脑报》头版又发了一篇文章，陈宗周社长亲自拟定了文章的标题《恒升官司：消费者输了》，恒升为此给编辑部打来了几次电话，要求《电脑报》公开致歉，否则会将《电脑报》一起告上法庭。
　　2000年12月19日，北京一中院作出了终审判决：王洪因网上侵权赔款9万元。这个案子到此宣告结束，《电脑报》刊发头版文章——《消费者又输了》。
　　王洪事件坚定了《电脑报》关注弱势群体的信念，媒体只有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话，才会有很多读者愿意读你的东西，信任你。
　　Windows 98中文版的岐视性价格
　　1998年6月，Windows98中文版上市，定价1998元。但国内大多数用户并不知道，他们购买Windows98的价格，比其它发达国家要高得多，如美国本土的价格是109美元，不到1000元人民币，日本的销售价格约合人民币600元~1200元，远低于中国大陆。
　　获知这一消息的电脑报人对微软的这一歧视性价格十分愤怒，他们知道，支撑1998元这个价格的原因是垄断！比尔·盖茨一边声称愿意与中国的软件企业和广大用户共同进步，一边大挣垄断利润。
　　1998年第34期《电脑报》在软件版块的头版刊登文章《中国人比美国、日本人富吗﹖》，用事实揭露和批驳了微软的这一做法。并且特别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Windows98的歧视性价格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警醒：振兴民族软件业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这一系列文章是对民族软件产业呐喊和鼓吹的一次总结性的陈述，在用户、软件公司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不少国产软件公司也纷纷调低了自己软件的价格，掀起了一场场的价格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