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另一个希腊

　　作为一个创造了伟大文明的民族，希腊人本可能像印度人、中国人，甚至犹太人那样，作为自己文明的族群载体传衍至今，可是他们在创造光辉文化的同时，却也汲汲于城邦间、城邦内不同阶层和派系间的相互残杀。因此他们虽表现出伟大的文化创造力，这种动辄同室操戈的恶习却使他们未能作为这种文化创造的种族载体生存下来。不能说历史对希腊人不公平，没有给他们以机会。他们的哲学、文学和艺术成就本身便表明历史对他们是青睐的。可是他们未能珍惜这些机会，在文明互动的舞台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以致即使将罗马人的功劳也算在内，希腊文明也仍是一个早夭的文明。希腊人卓越的文化创造注定只能给后起的新文明提供养料，注定只能以文化要素而非民族或文化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播布于世。
　　在所有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古代民族中，希腊人在处理内部关系方面最无能，对于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古代民族来说，处理不好内部关系是一个可怕的缺陷，在文明间、民族间的冲突比现在更激烈、更残酷的“古典世界”，这意味着无法形成合力，共同御敌，其后果可想而知。
　　当然，不能说希腊人绝对不能团结起来，例如在波希战争期间，他们便实现了某种程度的邦际联合。但这种联合总是权宜性的，希腊人从未形成过一个大型、持久的政治共同体。当公元前四八○——四七九年他们联合起来，将波斯人从希腊疆域上逐出去时，应当说历史给了他们形成这样一个政治实体的绝好机会。可他们刚刚在战胜波斯人后的前四七八年，便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过去便已存在的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新成立的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二十来年后的公元前四五九年，雅典在仍与波斯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向斯巴达在欧洲希腊的盟邦开战。及至前四三一年，雅典与斯巴达为争夺霸权终于大打出手，此即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在两大希腊人集团间进行的战争打了二十七年，至前四○四年才告结束，表面上以雅典战败告终，实际上却是两败俱伤。对于希腊社会，这场大多数城邦均卷入其中的战争不仅在物质上造成了巨大破坏，在精神上也是一场浩劫，在史家眼中，更是希腊城邦精神、希腊民主，甚至希腊文化走向衰落的分水岭。
　　前三三八年至前三二三年，马其顿帝国的兴起给了希腊人第二次机会。亚历山大用武力暂时将希腊人联合起来，开始了向东方扩张的战争。锐不可当的马其顿方阵和亚历山大的军事天才给希腊人带来节节胜利。他们向东方移民，大大缓解了本土的人口压力。可是先前独立城邦的主权虽被一个亚历山大中止，希腊世界却并未因此而获得其所急需的政治统一，马其顿统治下的希腊人仍然窝里斗恶习不改。大流士的庞大帝国遗产既已落入希腊人手中，亚历山大一死，希腊人便因王位继承问题而硝烟再起。这场内战因新近掠获的已积累二百多年的巨额帝国财富而规模空前，尘埃落定时，襁褓中的希腊统一国家早已分裂，三国鼎立之局已不可逆转：托勒密统治埃及，塞琉古统治西亚地区，安提柯成为马其顿王国的君主。直到罗马人于公元前一四六年将他们最后征服，希腊人的内战才最终结束。
　　从城邦内部的政治结构来看，希腊世界的文化政治整合也因奴隶制而大受影响。在这里，一些西方人所自觉不自觉美化的希腊民主只是一个假象。即使少数希腊公民的确享有堪与现代相比的民主，这种政治权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不是建立在剥削比自己人数多得多的被征服民族的基础上的。对于奴隶来说，连生命权都操在奴隶主手里，哪有什么政治权利可言。这里，奴隶制所导致的不民主与现代世界仍存在的不民主现象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前者往往是种族性的，或者说奴隶往往是战争中被俘的异族人及其后代。大体上说，希腊人在部分“公民”中所实行的民主并非像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中所常见的那样，建基于对本族下层民众的压制，而更多是建基于对异族奴隶或不享有公民权的其他异族人的剥削。这一格局显然无助于希腊世界的社会一体化进程，而只能加剧本已存在的离心倾向，与中华世界早在春秋时代以前即已达到的那种高度的文化、政治同质性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希腊人内部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主。自我中心主义的民族习性赋予希腊人一种现在看来十分奇怪的思维：选举权这一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应由财产的多寡来决定。但这些仅仅是城邦内部的不民主，波斯战争后雅典的帝国主义行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的强权主义勾当，更意味着城邦际关系中的不民主。
　　不难想像，萁豆相残的民族习性、奴隶制，以及公民内部的非民主的政治结构等等对于希腊的社会一体化进程是十分有害的，而没有社会的一体化或一体化程度不够，政治统一便不可能，民族的凝聚力便无从谈起，希腊文明便难逃早夭的命运。那么希腊社会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政治统一？既然在古典时期的地中海西亚地区，奴隶制以及其他类型的非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问题便可归结为：与其他创造了伟大文明的民族相比，为什么希腊人对于内斗总是那么乐此不疲？如果说这是由于希腊人身上禀有某种恶性基因，那显然是不公平的，甚至有种族主义嫌疑。中国人也好，希腊人也好，恐皆“性相近，习相远”也。
　　因此不妨先从地缘格局方面去寻找解释。从地中海西亚地区的地理形势看，在那里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难度远比中华世界要大得多。历史表明，亚历山大东征后包括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希腊文明覆盖的区域虽比中华文明略广，但其建立相对稳定政权的区域却不如后者，其集中程度更逊于后者。从大西洋到印度之间的广阔地区都曾一度属于希腊文明的影响范围，但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核心区域，即由完全认同于希腊文化的人口建立稳定政权的区域，大体上并没有超出地中海东部和中部某些地区、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以及西亚部分地区。这些地区之间是不相连接的，如希腊半岛诸城邦与爱琴海和小亚细亚沿岸的城邦之间，西西里岛、萨丁岛和意大利中、南部地区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地中海东岸地区之间都被海洋隔开。在这种分散的地理条件下，即使希腊文明拥有高超的航海技术，海上交通的局限性也殊难完全克服，正是这种散裂的地缘分布，使希腊人长期以来习惯于城邦制小国寡民的政治格局，甚至养成了一种城邦崇拜情结(就像民族主义的现代人有国族崇拜情结那样)，以致历史发展将建立大型政治实体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时，他们仍然小家子气十足，根本没有表现出实现任何形式的政治统一的能力。有些论者如汤因比从希腊文明的精神品质中寻找它未能持久的原因，这未尝不可，但这种精神品质又来自哪里？恐怕主要来自地缘格局。希腊文明不仅一开始便分散为无数小块或城邦，或处于断裂状态中，而且先天地处于一个必然与地中海—西亚地区其他文明对峙、冲突的环境里；即便不考虑文明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地中海和西亚在地理形势上本来就是两个独立的区域，或者说它们在地理上本来就是断裂的，这对于一个大型、统一的文化政治实体的形成和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形也证明了这点，这也与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可以说，希腊人在此地理条件下进行其文化创造，从一开始便处于一种先天劣势之中。
　　在此意义上，希腊人和古典时期的西亚人所普遍实行的城邦制虽然可能有利于文化发展，却并非出于一种高明的创造，而更有可能是地理环境使然。使中华文明的命运截然不同于希腊文明的一个根本原因，也许在于中华世界先天地享有一个巨大的、适合农耕的陆地板块。这不仅为统一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地理基础，也赋予统一国家的成长广亵的发展空间。相比之下，对于形成和保持一个文化政治实体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城邦制以其小国寡民的特点，以这种制度本身所蕴含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是极其有害的。另外，在地中海西亚地区，文明的演进最初既然在沿海的定居点、半岛和岛屿上进行，航海技术便至关重要。相比之下，中华世界在文明的萌生期却不需要航海技术(尽管这在一定条件下非但不是一种优势，甚至可能是一种劣势)，因为黄河流域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陆地板块，往南与淮河和长江流域相汇，往北是华北平原的天然延伸，往西有渭水流域和汉中平原，往西南则有汉水流域和四川盆地。除了东边是大海以外，中华文明无论在哪个方向发展都有广阔的伸展余地。
　　与地缘条件密切关联的是，人口绝对数量的不足也是希腊实现政治统一所必须克服的一个大问题。希腊人大体上是一个航海及商业民族，希腊本土及海外殖民地虽有一定的农业，但要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条件却并不适宜，因此相对而言希腊人丁从来就没有兴旺过。亚历山大对波斯帝国的征服消耗了大量人力，而派军队在东方的广袤土地上稍稍重要一点的城镇驻防，又必然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由于大量的希腊血液已在战争中放掉，或被抽往东方，三国鼎立之后，安提柯及其继承者在欧洲希腊既要控制那些生性自我中心且非常好斗的同族人，又得抵御现已开始从北方进犯马其顿北疆的异族。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显然是此时马其顿所难以胜任的；亚历山大死后仅四十来年，马其顿即被高卢人洗劫蹂躏，是不奇怪的。事实上，当公元前一六七年罗马人征服马其顿时，他们发现那里已有了无数蛮族定居点；这些人已取代了马其顿农民，成为当地的永久性居民。希腊文明在罗马时代与北方蛮族的大规模冲突，其实在后亚历山大时代便已拉开了序幕。
　　那么，为什么希腊人在人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会将战线拉得这么长？好斗的禀性或那种追求军事荣誉的虚妄价值观或许可以提供一个解释。马其顿打败底比斯后，在希腊世界建立起了自己的霸权，亦即迫使所有城邦让马其顿驻军，并参与对东方的征伐。即使希腊人在这种远至印度的征战中往往以少胜多，打了无数胜仗，亚历山大甚至因此名垂千古，可这一切并非表明希腊世界已取得了政治上的统一。假如亚历山大的征服欲不那么强，假如他的军事野心不那么大，他完全可以在已经取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整合的条件下，大力加强希腊社会的内部整合，从而为真正的政治统一打好基础。
　　相比之下，战国时期的秦国虽已相当强大了，却并没有穷兵赎武，追求虚妄的军事荣誉，而是不断巩固内部、变法图强，同时也用外交和其他手段削弱竞争国家。这一切历时两三百年。像其他中原国家一样，秦也有一个“辨夷夏”的问题。数百年来，它努力制服或同化着那些“夷狄”。因此秦始皇之最后统一中华世界，是有坚实的经济、文化、政治基础的。虽因经验不足，秦朝很快在农民起义中被推翻，但汉人却可以汲取教训，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内成功地维系一个巨大的统一国家。尽管汉代以降政治分裂时有发生，但大一统的文化政治格局越到后来越成熟，及至元明清几不再有政治分裂。当然，秦汉政治模式并非没有弊端，甚或严重缺陷，但其对于在长时期内维系一个巨大的统一国家，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及至二十世纪，中国正是借着这种由来已久的政治统一传统，才得以从衰落中一跃而成为世界性政治大国。
　　反观希腊，在亚历山大之父腓力在位期间(公元前三五九至公元前三三六年)，马其顿在公元前三三八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打败底比斯人后，顷刻之间便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它的崛起实在太突然了。在仅仅几十年时间内，马其顿从一个半野蛮的边缘国家一跃而成为希腊世界第一强国，随即开始了对东方帝国的征伐。可是在此之前，各希腊城邦间继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仍然窝里斗不断，早已元气大伤，因而不妨说马其顿的崛起靠的并不是一种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也不是战法革新(在罗马军团征服东地中海地区之前，著名的马其顿方阵一直是最有效的战法)，而更多是坐收渔利。当然马其顿崛起的原因也可以到希腊城邦制度中去找。马其顿人虽属希腊族，却始终没有完全希腊化，始终没有成为城邦公民，因此他们没有成为城邦制度的牺牲品，而是从中受益。城邦制度虽然有利于文化的创造和传播，但在希腊世界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却是无政府主义的。各城邦间的长期龃龉、争斗不可能有好结果，只可能是几败俱伤。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科林斯在国际舞台上相继衰落了。
　　Arnold Toynbee，Hellenism，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