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守住你心中的居伦城

　　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迪伦马特这个名字也许是陌生的，因为，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也就是近十多年左右的事。这位大剧作家一九二一年生于瑞士，如果现在还活着，应该差不多有八十高龄了。有人称他为“布莱希特死后最重要的德语戏剧天才”；有人则把他誉为“当代最受人欢迎的两个欧洲作家之一”。迪伦马特所以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主要是由于他的舞台剧创作，而《贵妇还乡》则是他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代表作。这个狡猾的天才戏剧家迪伦马特，用他的《贵妇还乡》做镜子，令人心悸而毛骨悚然地照出了整个人类的良心。
　　剧中的居伦城究竟属于哪一个国家？位于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两点是清楚的：其一，它位于欧洲；其二，它是“穷困”的象征。就在这个赤贫的小城，忽然来了一位女亿万富翁：克莱尔·察哈纳西安。她把这座城市搞得天翻地覆，导演了一场滑稽戏。克莱尔年轻时和居伦城里的伊尔通奸，怀孕后遭到遗弃，居伦城的执法者又使她蒙冤受屈。她离开居伦城以后就沦为妓女，离开妓院以后，虽然变成了一个贵妇，却仍然像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妓，频频变换着丈夫。在她的前后九任丈夫中，有百万富翁、实业家、外交部长、外科医生、服装设计师、烟草种植园的老板、电影明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不过，她和这些丈夫的关系，已经颠倒过来了。在过去，任何人都可以凭借一点钱财买得她的身体；现在她却可以凭借自己的钱财收买各式各样的社会名流，使他们成为名义上的丈夫、事实上的奴仆。对于这个谁也不清楚其目的而只有她自己清楚的贵妇荣归故里，居伦全城的人是充满着幻想的。尤其是那位当年的风流后生伊尔，还美滋滋地等着跟发了大财的老情人重温旧梦。并且大着胆子承担起挽救居伦全城经济命运的重担来。四十年的怨毒，老太婆还乡远不是这么田园牧歌式的风情。可怜而的确缺过德的伊尔却蒙在鼓里。开始，连听到要他命的话也以为是老太婆高贵的风趣和玩笑。
　　以市长为首的全城显要都行动起来了。安排了欢迎仪式，动员了所有民心。而老妇回到居伦，却是为了讨得公道。实质上她是来要伊尔命的。方式只不过是要文斗而不要武斗。那么坦率，那么一针见血，几乎使居伦城上流阶层来不及掩耳。但说是毫无准备也不尽然，因为他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仁义道德的词汇是随叫随到的，呼之即来。老太婆是诚实的，对于有力量的人来说，诚实的价值是无可限量的。她几乎是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诚实，“从心所欲，不逾矩”，“矩”是属于她家的。文明的有教养的市长和全体上流人士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老妇人用数十亿巨资交换伊尔的生命这笔肮脏交易。
　　如果这部戏从头到尾都那么坚决，屹立在正义巅峰之上，那么它也就失去了看头。不过，在这场戏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居伦城已完全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变成了一个富有的城市。这个结局当然得归功于贵妇人的十亿捐款，在那笔巨款的诱惑之下，作为“一个有人道主义传统的城市”的居伦城，其“高贵的传统”一点一点地瓦解了、粉碎了。它瓦解得那样迅速，又那样彻底；上至市长、警察局长、学校校长、牧师，下到各式各样的贫苦居民、甚至伊尔的儿子，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在数日之间，都纷纷败下阵来，向他们引为自豪的“传统”告别了。那十亿的捐款就像给这座小城带来了瘟疫，四处蔓延，几乎无一人幸免。伊尔当然也去了他必然会去也不得不去的地方：老妇人在一个什么岛上为他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陵墓，让他在全世界最美的环境里长眠。这正如迪伦马特自己说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全城的人，像那位校长一样，慢慢在诱惑面前屈服的过程。”如果说，“诱惑”指的是那笔巨额捐赠，那么，向它屈服的恰恰是居伦城的“高贵的传统”：仁爱、人道主义、传统的价值观念，等等。真可谓是：金钱到位，诸神退位。
　　不过，如果有人要说：居伦城获得的是“最先进的物质文明”，而它失去的却是传统的“精神文明”，这个答案似乎是过于简单了。不！这座小城不仅依靠那十亿捐款变得富有了，在“精神面貌”上也获得了“改造”。还是来看看那位洒播仁爱种子的校长的声明吧：
　　“我也并非完全不了解贫穷是罪恶的根源，是苦难的根源。可是……使我们动心的决不是富裕、奢侈、美好生活等等狂妄的念头；使我们动心的是公道以及如何使公道得伸的问题。而且还不仅仅只是公道，这里面同时还包括构成西方文明总体价值的那许许多多观念……”
　　这位校长的声明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一阵阵“欢呼声”。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合乎逻辑的结局：伊尔死去了——这是全城官民一致通过的决议。不过，他们在通过这项决议时，是反复表白了的：“这决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主持公道”，甚至是“为了拯救我们所有一切最为神圣的东西”。
　　这个狗娘养的狡猾的天才作者迪伦马特，他重新调整了一下二十世纪下半个世纪的口味。他精心炮制了一种带肉馅的包子。把金钱只作为包子的表皮，让人尝尝他亲手调制的“混合着新的道德观和风俗观”以人肉为馅的包子新产品。新的历史时期中，那些居伦城所有的子民们被老太婆耍弄得多么淋漓尽致啊！简直把追索伊尔性命的使命都弄得微不足道了。
　　在剧本中，迪伦马特让目睹居民集会判决伊尔的场面的“无线电评论员”向我们指出：“这可以说是咱们这个时代的一次最大的社会改革试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舞台本来就是一个实验室。剧作家将他的人物放在假定性的情境中进行实验，让他们各自显出本来的面目，由此揭示出某种人生的真谛。迪伦马特正是将居伦城的居民放在了一个假定的情境中，通过他们在数日之内发生的巨变揭示出深刻的哲理。校长问得好：
　　如果物质上的财富不能创造精神上的财富，试问那种财富又有什么意义？的确，“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种“最先进的物质文明”　　确实在创造着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这种精神文明”所在之处，“不公道”变成了“公道”、“娼妇”变成了“天使”。这里用得着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主人公的一段话：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同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迪伦马特的这个实验虽然是象征的，却是真实的：不仅是艺术的真实，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正如迪伦马特所说，无论市长、警察局长、牧师、校长、大夫还是那些无名无姓的男男女女，他们都并不是“恶人的形象”，“而完全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是啊，我们周围的人甚至包括自己，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
　　芸芸众生总是容易忘了曹雪芹的那句名言：“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唉，这个迪伦马特，他竟然准确预见到了我们这些人目前和以后的心态。他没有捉弄我们，仅仅只是让我们赤裸裸地一丝不挂地互相对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