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回首再“读”《收租院》

　　春末夏初，应朋友之邀，在由澳返京的中途，绕道渝南黄桷坪的四川美术学院小作停留。在该院的陈列馆里，又一次浏览了曾经蜚声大江南北的《收租院》群塑。倘若不再重见，昔日的情景可能会继续尘封在我远去的记忆中。时隔三十多年再度伫立在它的面前，我内心深处仿佛被唤起了什么，那种熟悉却又陌生，“宛然亦然”的感觉萦绕于胸，心绪复杂，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对于三十多年前的中国而言，现今的社会确乎可谓“换了人间”。但是，按照一般的历史规律，前后不同时代话语系统的置换应是相互衔接和连续性的，不至于发生失语现象。失语是历史在人们精神链条中断裂的表征。我感兴趣的不是描述或告之这种失语的存在，而是追问其背后的深意。
　　我以为，回顾式的失语不是语言概念或修辞形式上的困难，而是在深层次上对历史真实内涵的淡忘和对民族心路历程的忽视。
　　这本不该发生在我们这样一个成熟的民族身上。
　　意识到这层深意，得自于另一个启示。与朋友谈天中，得知四川美院在几年前为纪念《收租院》创作完成三十周年，专门召开了以“农民与艺术家”为题的学术讨论会，有海内外不少学者参加。给我的印象是，《收租院》仍被大多数与会者视为一个重大的成功的艺术范例，而且在该校创作史上，仿佛也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念乎于此，心中有股隐隐的焦灼在涌动，那种原本模糊的欲思欲说的念头反倒被刺激得清晰起来。
　　难道我们对艺术的解读就这般形式化么？难道我们就不能解开它背后所伏隐的历史和民族命运之内涵么？我不清楚是否有人对从《收租院》到“农民与艺术家”这一问题线索的解读提出过异议，但是我固执地认为：不自觉地淡忘和忽略历史肯定是中国人进步的障碍，然而在自觉的记忆中表面化地解读历史则是很大的遗憾。
　　在我看来，《收租院》作为雕塑学文本，其历史内涵远远大于雕塑艺术本身。换句话说，《收租院》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历史和政治符号而非艺术符号。通过它，可以解读出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建国三十年间的诸多历史深义。当然，这历史和政治符号的内容是非常复杂的，根本不能指望随意拈一个概念或思路去涵盖，但是我相信这个思考向度是不会错的。
　　从整体来看，《收租院》传染给人的最强烈的情绪就是“仇恨”。《收租院》的出台，是以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风云为背景的。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付诸于新中国的社会实践，于是，阶级斗争延续不绝二十年，至“文革”达到顶峰。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揪出，一层又一层的人被打倒，直到最后国家主席都以“中国赫鲁晓夫”的身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稍有中国当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收租院》最为巨大的影响正是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这两年。当然，导致“文革”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们不会幼稚到把通过以《收租院》为直观模型来阐释阶级斗争理念的全国大规模的政治教育运动与“文革”爆发看成是因果关系，但是有一点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就是以“仇恨”为特征的《收租院》，在氛围、心理及情感上是对“文革”的一种极其适时的支援。“文革”中从斗地主、斗黑帮、斗老师到派性斗争和大规模的武装械斗，其间哪里不弥漫着仇恨的情绪？这难道只是与《收租院》的巧合？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说，“仇恨”是“文革”发动的最潜在但也是最显效的心理能量。
　　“仇恨”特征是通过《收租院》解读中国近代以后历史的一个孔道。这里，我们应该有个提问：何以“仇恨”能成为中国政治力量进行社会动员的情感资源？我不赞成将这种仇恨情感仅仅归结为生活资源的匮乏，即所谓“贫苦产生仇恨”；也不完全认同这是权力顶尖人物对民众的煽动和利用。我以为，去探讨形成这种动机结构的历史批判才是有效的。
　　由此，我想到舍勒(M.Scheler)的怨恨理论。怨恨本是一种人性的心理情感，在中西方古代思想家那里均可找到此类言论。但是，舍勒把论题从心理主义的文化哲学层面转移到社会理论的论域，与现代性问题勾连在一起，由此开拓了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分析领域，并建构他的现代性伦理社会学——现象学的批判性分析框架。根据舍勒的分析框架，我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均属于现代化社会运动的大范畴。但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国家，与欧美先行现代国家的样式又很不相同。就现代化社会秩序结构的形成而言，一般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基础力量即“群众”的出现；二是现代化的承担者，即具有政治力量的政党对社会基础力量进行动员，并使之参与新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改建或建构。中国现代化启动的特殊的历史境遇(所谓“外铄式”)和原有的传统资源决定了这两个条件的独特性。“群众”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面相。群众既非一个阶层，亦非一个阶级，而是一个流动的、富有弹性的社会群体的暂时结集。这种结集或是盲目的，或是受引导的。追溯一下现代中国之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群众形成史，可以知道，我们与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在先行现代化国家，群众社会出现于十九世纪，其形成的社会机制是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实施和与之相随的新兴城区的出现。工人和城区市民是构成“群众”的主要资源。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历史的进程被打断的境遇下发生的，工业化和城区扩展这两项群众形成的条件，在建构民族国家之初，都不具规模，于是，农民就成为“群众”的主要成员资源。进一步讲，在欧美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社会身份转换成工人和城区市民，即所谓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群众”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中国的情形是“群众”主要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形成，农民自然也就成为“群众”的主要成分。
　　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现代化的主要承担者——政党如何组织动员社会基础力量使之成为建构民族国家的政治力量。欧美政党的出现是以社会阶层现代分化为基础的。工业化和城区的发展使工人阶层和市民阶层日趋结集，政党也就自然在工人社群或有产者各层中形成。群众社会先于政党形成，与之同构发展的是现代化代议民主制度(公民投票与议会权力)的政制结构，促成政党政治的形成。中国的情形则不同，在政党出现和政党政治形成之时，群众社会并未形成，因此，中国政党需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可以这样说，在现代中国，具有政治力量的政党都经历了从知识人政党向群众政党的转变过程。农民作为现代化启动的社会基础力量以及政党先于“群众”的形成，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历史机制中，谁成功地动员和组织了群众社会的主要成员——农民，谁就能够把握政治竞争中的优势，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有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农民作为群众结集的主要动员对象，才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取得了全国统一的政权。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毛泽东的“农村阶级分析论”曾指导知识人政党成员深入农村，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使中国农民成为政党理念化和组织化的“群众”，而不是首先大规模地改变身份转变为工人群众和市民群众。对此问题的深入讨论属于另一个题域，在这里，我想追问的是：动员农民群众的手段是什么？如何保证这种动员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坦率地说：就是调动因财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社会身份差异导致的一种怨恨性的意念。调动这种意念大致有上下两个维度，其底限参照是，如果不进行社会斗争，就不能改变生活现状，即便是取得政权以后，亦会重蹈覆辙。其上限承诺是，斗争可以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解放全人类，实现政治经济没有差异的理想社会。这两者的基本心理诉求是人的平等感。根据社会学家舍克(H.Scheck)的分析，平等感不仅能动员起民族间的怨恨心态，以利于民族国家建构时的国族动员，也能通过煽动阶层间(比如因贫富比较而引起)的怨恨而动员社会革命，从国家内部整合民族国家。的确，在中国历史上的若干关键时刻，与平等诉求相关联的仇恨情感都起着相当重要的社会动员作用。例如，解放战争时期，歌剧《白毛女》所起到的动员作用，剧情高潮处，竟有战士举枪射杀“黄世仁”。
　　概括地说，中国现代化启动所特有的“群众”资源——农民，以及政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心理情感——仇恨，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历史机制。而《收租院》以典型的艺术形式所表现的农民与农民式的仇恨恰好成为解读这种特殊历史机制的文本。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做一个基本的价值分疏。在现代化发轫时期，利用“仇恨”心理动机做社会动员确有它的历史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在新的政权确立以后和全国统一的情况下，仍以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那么，历史只能走进自己的谬误，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因此，《收租院》既然可以作为解读中国特殊历史机制的文本，也就具有了政治的合理性与荒谬性的双重含义。
　　需要提及的是，听说在“文革”中《收租院》增塑了一组“上山打游击”的造型(被收藏起来了)，在“文革”后，据说不少当年参加创作的师生深表不满，以为这种“添足”破坏了《收租院》的原创意蕴和时代感，甚至有附会样板戏之嫌。其实，按照中国的历史真实来看，当时形势所需要的是那种与政党价值理念一体化的群众，即“革命群众”。只有接受了这种理念并付之行动才会取得“革命”性的身份性质。因此，《白毛女》中的参军场景和《收租院》中的上山斗争，都不过是这种历史逻辑最自然的反映。
　　仇恨必诉诸于斗争，斗争需要自己的学说。斗争哲学着实是一阙“英雄的诗歌”，并反映了一个“英雄的时代”。但是，诚如汤因比说：它(英雄的时代)的来临和隐退的最可靠的预兆是它的特殊理想的出现和隐没。(《历史研究》，第106页)所谓“特殊理想”，即非纯粹理想(康德)，它因含有经验内容，故存在自身的矛盾，所以，并不具有“放之于四海”的普遍适用性。正是从这种历史理性的观点出发，汤因比下结论说：“英雄的时代在本质上是个短暂的局面。”(同上)
　　一九九八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