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山海遭遇天后宫

　　为了完成关于周边民族、族群关系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的国家社科课题，我到被称作“客家祖地”的赣南闽西粤东一带的客家地区做了一次不长不短的田野调查。先时便听说这一带山区流行天后(即妈祖)崇拜，多少有些让人感到别扭，原因是：天后为海神，妈祖的崇拜圈、祭祀圈形成都是以肇端于东南沿海，准确地说——福建莆田湄州湾一位名叫林默姑娘的事迹及其神话化过程。换言之，天后崇拜为纯粹的海洋性民间宗教现象。学者们将它视作“亚洲沿太平洋地区海洋文化的核心信仰”，(王铭铭“船帮·天后·跨世纪”《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七期)与山区当没有什么遭遇机会。
　　然而，事实上闽粤赣的广大山区地带不仅存在着天后崇拜，而且范围之大、延续时间之长足以令人相信，那深山里的海神信仰并非文化“偶然”。在这种并非偶然的文化现象中，历史学家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必然”基核：传统的中国农业文明，即人与土地“捆绑”式(费孝通先生曾经以Earthbound China说明中国农业文明人与土地的关系)农业经济形态在一些地区是怎样由松弛、继而与海洋商业贸易发生相应的关系与互动。客家文化可以成为释证这一学术“假设”的个案。“客家”是历史上因战乱、人口膨胀等原因从中原南下、有别于南方原住民的迁徙群。在对“客家”的讨论中，学者们似乎更倾向从迁徙时间、次数、身份角度来确认客家人，却鲜为注意到这些南迁汉人脱离传统的人与土地“捆绑关系”所包含着的可能性革命因子。而赣南闽西粤东的地理生态环境——由武夷山脉、罗霄山脉、南岭山区围构成的崇岭地带，一方面造就出远离纷乱政治中心的“桃花源”；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在农业与商业的结合创造出特殊便利。虽然，这一地带山林连绵，却恰好为山海交际地。“山区妈祖”便是这样人文地理的产物。
　　闽西山区究竟现存有多少数量的天后宫，迄今尚无准确数字。民国期间所修的《上杭县志》和《武平县志》上说：“各乡建置，所在多有，不备载。”以永定为例，现多达每一乡都有的地步。清朝末年就有四十一处。天后宫进入山区的高峰期为明代中期到清朝初期，这与两个时代背影有关：(1)明代以后，国家权力加速了其对边陲海疆的制度化强行浸透的步骤，划分行政区域、建立卫所组织、里甲制度入乡、颁布农业人口税制等等，这使得原本多山少地的广大闽粤赣客属地区的“桃花源”生活受到极大冲击。传统政治和国家制度因追求一统化目标，在协调不同地域生态背景、“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价值差异等方面很少达到过理想的效果。(2)明清时期我国沿海进入到由官方转入到民间对外交流的活跃期。“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闽粤两省扼海洋之便利，海外交通异常活跃，尤其表现在自发性的民间商贸(包括海上走私)行为打破了传统“以农为本”的格局。一批又一批的“农转商”投身海洋以图新的生计。这种遭遇下的“农商并置”或“农转商”式的态势偏离或者说超越了封建国家的农业伦理和权力范围。难怪明清两代所谓“海禁”政策的目标：一防外番进入，二防愚民外出当海盗，三防内外勾结。尽管如此，远远高出农业生产的商业利润以及连连不断的天灾人祸阻挡不住人们做出移民海外的生存选择。他们以闽粤赣山区为基地伸向海洋，人员与商品在山海间互动，形成了一种变革时期海疆边陲的特殊“文本”——新山海经。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永定县下洋乡中川村汤子阁的天后宫——一个海神山区落户的实例。中川村位于福建省永定县的南部，距离县城七十华里。为闽粤交界之地，离广东大埔(茶阳镇)才二十里地。中川虽群山怀抱，可过两个隘口就抵茶阳；从茶阳乘江舟沿汀江、韩江一路可达汕头；再由汕头乘海船到海外。古来这就是一条人、货便捷的官马大道，自然也成了华人华侨的“过番”驿径。中川村也和所有中国传统“宗族-村落”的缘生关系一样，始自五六百年前的开基祖胡铁缘公，故为事实上的“胡村”。全村总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现有人家四百七十二户，人口二千五百四十五人，耕地一千八百亩。这种人多地少，出山就可出洋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闻名遐迩的侨乡，出现了不少大华侨，包括胡文虎、胡文豹、昆仲及后人胡仙博士、“锡矿大王”胡子春等大富巨贾；更有一大批中小企业家和商人。据南洋各州会馆的资料统计，海外华裔中的中川人远比家乡现有人数多几倍，约为一万五千人。他们多数为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初中叶出去的。因此，沟通家乡与海外关系在很长时间内衍化成了一种专门职业，当地称为“水客”(即搭桥人)。他们往来于南洋与家乡之间，把侨汇带回分送到亲属手中，又帮助家乡把“新客”带到海外。几百年来，像这样非官方所能控制的民间“灰色管道”把山海、亲缘、货物秩序化地、市场性地衔接起来。出洋的乡党多了，海商业务多了，所求神仙也必将从原先的土地公系统扩大到海洋神范畴。那么，把湄洲湾的妈祖接到了山里便顺理成章。
　　我拜访的这座天后宫，远远望去装饰般地嵌在山腰上，背底的青山绿树衬着绛金的寺院基调，视觉上的空兀仿佛诉说着“山里的妈祖”某种奇特经历。崎岖的山路上有一座“迎圣亭”，分明讲述了海神是被“迎”进来的，非土生之圣。迎圣亭旁有一新近立起的碑文：
　　吾乡天后宫位于汤子阁旗山之腰，漫山怪石嶙峋，松竹相间匝地浓阴苍翠欲滴。俯视蛟潭，一湾碧水自八排蜿蜒而来，喷珠溅玉花频起，深得山石水木清华之极致。且与双湖书院、犹兴学校、西觉寺昂立，大有集儒释道共冶一炉之概。惜自本世纪以还，灾祸迭乘，或震或火，悉遭毁圮。今西觉寺首先恢复旧观于前，而本宫亦得海外乡侨之助，于今春修葺竣事，从此绿瓦红墙足为河山生色。所憾者双湖书院与犹兴学校埋浸于荒烟蔓草中，但愿有力者亦也而倡修，使前人手泽一一重现眼前，是不特吾乡胜景亦将为吾乡文化中心。衰态如余，不禁馨香以祷，兹为崇德纪功。谨将修复本宫热心人士，不论出钱出力罗陈如下，藉励来兹。
　　旅星华侨胡浪曼敬撰(余者姓名从略——笔者)
　　一九八六年丙寅岁秋月
　　相传汤子阁的天后宫始建于雍正时期，后因战乱、地震等原因寺庙多次被毁或迁址，准确年代已无可考。在山区建天后宫的始作者为一位中川籍海外华侨胡贞一先贤。因此，汤子阁的天后宫便成了当地与海外眷属在地缘、亲缘等多重联系上的偶像性符号。大厅内的一幅楹联说：
　　满耳松涛风护征航通四海
　　漫山竹影雁传归讯抵千金
　　其中“风护征航”是家乡亲人对游子的祝愿；“雁传归讯”则企盼着荣归故里的显要。内陆生长的农业性地缘与海洋增长的商业性资本整合于斯，成为中国近代东南沿海农业文明与商业资本主义结合、转型的一个范式。可惜，学界对于此类明显具有革命性实践的地方化历史关注和肯定得不够。
　　山区天后宫与沿海天后宫外在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后者的崇拜和祭祀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妈祖为沿海原生神圣，无论是庇护渔业生产、宗族聚结、海外移民、海上贸易等需要都满足其缘发性功能。甚至帝国政治也必须借助海神的地缘之力实施统治和管理。事实上，少女林默的诸多圣名皆为封建帝王所册封。据统计，宋代帝王共晋封十三次，元代五次，明代四次，清朝六次。“天后”即为康熙所晋封。在这个意义上，封建国家通过对地方神圣的官方认可，以达到对东南沿海的控制和管理。就其结构而言，以湄州湾妈祖为基础的沿海民间祭祀、帝国中心权力的首肯、海外华侨迁徙群的商业性利益等三种因素共同展演出“海洋文化的核心信仰”。而山区的天后崇拜虽然属于沿海妈祖信仰的传播和延伸，却并无原生基础，完全由当地华人华侨人为引携，迄今尚未形成天后祭礼的自我传袭能力，需要依靠已经由农民转变为商人的海外乡亲的帮助(包括人员走动、资金流入、政府支持等)，以使海神在山区落户。同理，天后信仰越是往山区内地推播，它的支撑力也就越弱。比如清代所修《宁化县志》的撰者就认为：“宁化不知海舶为何物，无故而礼天妃，得无谄乎？”这表明，以土地相维系的农业传统对海洋文明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由上述理由来表述。
　　天后信仰除了与宗族力量、地缘聚落密切相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商业贸易。这对原生型海洋女神妈祖崇拜来说并不奇特，它正好与中国东南沿海在近代的商贸进取态势相互注疏。妈祖信仰由最初纯粹保护渔业渔民的功能发展到后来对海外交通与商贸的庇佑，不啻划出了一道华南沿海特殊的民间资本主义的动态轨迹。然而，妈祖崇拜的后续理由是否充分，穿透力是否足够，决定了它进入传统农业腹地的粘附程度。其依据主要来自山海协作的深度、商品市场的需求和官方的态度。从中川村的地理条件来看，先期出洋的农民在商贸领域里的“练摊”过程少不了把原籍地物产作为物物交换的“初级资本”。市场上需要什么，如果山里又有，那很可能形成特殊的交换圈。这便是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安岛上发现的“Gim wali”规律，即山地居民与沿海居民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互通有无的“伙伴关系”。在永定，自明中叶起，山货、木材、盐等都成为山区和海洋交换中各取所需的主要商品。明代以降，随着“淡巴菰”(tabaco——烟草)业传入，海外市场对烟草出现了巨大需求，永定乃至于整个闽西的客家地区相应成了一个烟草种植、生产和经销的原材料生产带。永定出现了大量的“烟棚”、“烟帮”；当地的烟草更被誉为“烟魁”。据地方文书载，清朝末期，永定烟棚多达千家，出现了许多闻名海内外的大烟商。而妈祖崇拜与当地烟商和“条丝烟”贸易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条烟出船之前人们都要到天后宫祭祀，祈求妈祖保佑。烟商们海外赚钱后又照例要到天后宫来“谢神”。这种地方性民间贸易程度和海外华人华侨人员互动密度直接助燃着山区天后宫的“香火”。海外商贸成了客家地区“文化复振运动”的一个主要动力。
　　综观明清以来东南疆土的民间历史，一个规律很明显地凸显出来：东南海疆的民间力量向海外的衍播以及所带动的区域性商业资本主义的拓展与官方的锁国态势及不断地、间隙性海禁政策，使得两股力量从一开始就未能达到国家层面上的认同和契合。这不仅阻碍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域性转型进程，更迫使这股兴起的民间海洋商业资本主义嫩芽的成长倍加艰楚，他们的海洋商贸行为被定义为“海盗走私”而遭到严厉打击；以致于他们不得不通过迁徙和移民的方式以谋求自身的保护和发展。就当今东南沿海区域性经济的长足发展来看，这股长期未得到官方认可，同时又受到海外所在国诸多限制、压迫下惨淡经营起来的民间财富恰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资源。山海邂逅天后宫的“文化符号”便成了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小小晴雨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