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五四新文学与越文化

　　彭晓丰、舒建华著的《“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试图对近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的文学发展上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做出解答。清末文学以上海为舞台，广东、江苏两籍作家堪称主要演员。诗界革命、新小说、反满革命文学，成为五四前夜中国文学的主旋律。陈独秀鼓吹思想革命，把《新青年》从上海搬到北京，谁知在文学舞台上唱主角的，仍是南方人，不过是粤、苏两籍换成了浙籍而已。对这一现象，我们的数十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都未曾给予正面解释。《起源》指出这其实是传统的研究思维束缚住了视野。人们只注意时间向度的演进，却疏忽了地域性的空间传动。只有在区域的文化研究兴起后，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
　　《起源》的作者很注意梳理东南沿海各区域间主要是粤、吴文化和越文化的差别。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占据我国文学舞台的主要是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的作家，但这三个省份的文学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简而言之，粤文化远离中原，对主流文化的离心力最强，近代以来，出了好几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克理斯玛式政治人物如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种强烈的政治色彩也影响到了文学，这正是粤籍作家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克理斯玛特征的主要原因。吴文化处于富庶的太湖流域，拥有六朝古都南京，更因为近百年来上海的崛起，吴地繁华风流的温柔之风吹“软”文坛，新小说退潮后成为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主力作家的，诸如李涵秋、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等人，都是江苏人，实非偶然。而南宋以来浙江的人文传统则不同，王阳明、朱舜水、邓牧、黄宗羲、宋恕、顾炎武、章学诚、李渔、龚自珍、章太炎，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组成了一个强度颇大的区域文化场。浸润其中的浙江学子，在辛亥革命前夕，具有深刻的民族忧患感和文化心理感，更相信“那种无形的、绵密的文化影响力”。于是，只有在粤人的慷慨激昂的政治文学走下舞台，吴人带着柔媚的风姿在上海大写“鸳蝶小说”和“礼拜六小说”之时，越人才乘着五四思想革命的大潮，成为新文学的弄潮儿。这是因为，五四文化运动在激烈的反封建传统和深广的忧患意识上，和越文化有着内在的同构关系。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五四新文学，对我们认识这段历史很有价值。作者强调越文化对五四浙江作家群的影响(即使一江之隔的浙东浙西，居然也受到各自文化语境和文人传统的影响，一方刚韧如山而另一方柔顺似水)，得出五四反封建文化运动具有内源性特征的结论。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首先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西方文化只是促进中国变化的一种外因——当然是一种很重要的外因——起了导火索的作用罢了。即使在那时有人喊了“全盘西化”的激进口号，其实没有也不可能切断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这也可说是一个解读五四作家的新角度。
　　《起源》把“S会馆”作为一个能指的意象，来涵示浙江作家对两浙文化依恋的漂泊，那么，势必不能跳离另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就是，为何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浙江作家，都只有在“对两浙文化依恋的漂泊”中成名？在浙江本地闯入文坛的，大约只有湖畔诗人群，大部分浙江作家都是在外地成名。这与历来浙江严酷的文化统治有关。我们都知道鲁迅对三十年代的浙江当局十分痛恨，为阻止郁达夫移家杭州，曾以历史上凶残著名的钱王作比。处于边缘地位的、活跃的地域文化，与当局的严厉的文化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五四浙江作家群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浙江作家的成长，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从这一角度考察也许能更进一步认识越文化，认识越文化与五四浙江作家群的关系，《起源》的作者却悄悄地绕开了，这实在是很遗憾的事。
　　(《“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彭晓丰 舒建华著，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版，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