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拒绝媚俗

　　已经有那么一阵子了，社会上，通俗文化产品也像“通货”一样膨胀得可以，报载：影星刘晓庆的书稿《从女明星到亿万富翁》，将在某拍卖会上以底价二十万元待沽，而此前已有人表示愿出价六十万元，此所谓“三都两京”而称“洛阳纸贵”不足为训了，也正是告诉人们什么最时髦的例子。诸大众传媒亦在“炒星”热潮中，为此喝采。
　　据说，对应于通俗文化的崛起，是精英文化的失落。在文化被推向市场的趋势中，近俗的趣味独领风骚，似乎不言而喻。对此，原也不必牢骚不已，我赞同陈平原君的意见：“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中，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各有其位置，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所谓的雅俗对峙与竞争，不应该也不可能走向谁家的一统天下。近年中国通俗文化的急剧崛起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令人惊异的是精英文化面临变局时的举止失措。”(见《二十一世纪》九三年六月号)不得不承认陷于经济或政治上的困厄，精英文化在咀嚼自己的失落感。不过，如果问一下，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失落感呢？这可能意味着人文知识分子难以卸去那种文化中心感或者说主角意识。而实际上，坚执一种有异于流俗的文化理想，从来都以这种失落为代价的，既如此，它又何须为此而患得患失呢。
　　最近从友人处借得花城版的一册《散文与人》(第一集)，读罢，感触有二。其一，所谓精英文化仍可保持不阿于世俗的品格，保持自己的文化定位，其二，应该而且可以避免那种已经表现过滥的失落感。尽管在喧嚣的历史情境中，读书好像大非易事，也还有写给素心人的文字在。这本散文集子说不上多么精采，难得的是它执着而不慌乱。我尤其欣赏它既不赶时髦又不止于发牢骚，图一时一己的发泄。大致看是这样的。
　　读某种散文，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散文，写作和阅读的趣味总是大有差别。自然，“应景”之作堪称大类，同世上其它应景文字一样，专为应景而已，姑且放过不说。现在还有另一种散文时尚，即写身边事情，一己性情，很有点儿徘徊孤赏的风致，大概也可概称为“后小品散文时代”罢。但诸如此类读多了，如果不见智慧灵光，也渐觉倒胃。好在《散文与人》一帙之中，大多所言有骨有肉，倒是让人觉着“不隔”的一类。说深些，如蒙田自谓的Es-sais，即既有“尝试”又有“探索”的意旨，探索是深入过程的一种表达，一种体验，不论它所叙述的是历史片断、社会现象还是涉及史普遍境况的人的存在，探索都不意味着从表面潇洒地掠过，它对人生有切入性的关怀。正因为如此，散文写作有可能放弃游戏人生的态度，成为反省和质疑性的文化行为，甚至是一种叛逆性的文化行为，或者说，它拒绝媚俗也拒绝随俗沉浮。在挟持思想的潮流面前，这不免寂寞。
　　一本散文集的众多篇什，当然是各奏各的调，包括随笔和杂文，也包括域外或中土的，那么就让它们在这里会面，且与人们作一种思想的交流，或者不妨视之为当代文化的“纪事”。难道偌大中国已然不需要一些超越流俗的精神了吗？不必特别强调，在这儿，其实正存在着所谓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分野。作为包含着不同价值的文化类型，更确切地说，前者的理想是自主性的，创造性的，因而又是批判性的，而后者则是附庸和被动的，是在被大量复制的，因而必然迎合趋附于某种潮流。这个区别无法弥合，除非精英文化完全失落自己的根基，也成为此种或彼种潮流的“奴婢”。
　　书中，昆德拉评论卡夫卡的巨大意义时说：“确实，假如诗人从一开始就‘约定’服务于一个已知的真理(它主动出现，并且在‘前方出现’)，而不是寻求隐藏在‘某地背后’的‘诗’，他就已经放弃了诗的使命。……一个诗人只要服务于任何不同于被发现的真理(它是一道炫目的光)的真理，他就是一个伪诗人。”“探索”的注解如此，令人震动。换句话说，我们是否意识到伪思想、伪散文对我们的巨大影响呢？毕竟，人类和人类思想的进步，是不断提出和反省自身经验的结果，这倒是一个不难被发现而又容易被漠视的悲剧性真理。
　　(《散文与人》，邵燕祥、林贤治编，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版，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