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玛格丽特·杜拉斯轶事

　　年届老耄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九一四——)以她的新作《北方的中国情人》在法国一九九一年畅销书单上独占榜首，再一次证明了她是当今法国文坛上当之无愧的大师。现在她受到爱好文学的大中学生的敬仰，电影编剧们忙于改编她的小说，一些学者也到处查档案、找资料，采访有关人士，撰写各种关于她的生平和创作活动的传记。大凡一个人功成名就之后，掌声鲜花便会纷至沓来。面对溢美之词，有的人得意之后难免忘形，因而飘飘欲仙，连骨头也轻将起来。但杜拉斯却不吃这一套，她毫不客气地指责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影片都是失败之作(只有她自己改编的《广岛之恋》例外)，唯一的好处只是使她用这些收入买了两处住宅，并且认为作品本身就是作家最真实的写照，所以任何传记都不过是画蛇添足。然而和《广岛之恋》一样，在各种关于她的传记中也有一个例外，这就是阿兰·维尔贡德雷刚刚出版的《杜拉斯传》。
　　阿兰·维尔贡德雷于一九四八年生于阿尔及尔，他是一个小说家，同时在巴黎天主教学院讲授现代文学。早在十九岁时，他就在巴黎大学通过了关于杜拉斯的硕士论文答辩，并由此和杜拉斯结下了友谊。为了有朝一日撰写她的传记，他获准在她周围生活，但从来不向她提任何问题。因而他写传记时不像历史学家那样拘泥于具体的日期和事件，而是以杜拉斯式的文笔言简意赅地介绍她的小说和影片，并且揭示了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酗酒、贪婪、拥护殖民主义等等，再加以合乎情理的分析，从而塑造出杜拉斯血肉丰满的真实形象。这部出自小说家之手的传记于一九九一年十月出版后颇受好评，法国《读书》杂志第一九三期(一九九一年十月号)为此发表了题为《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真实生活》的调查报告，对《杜拉斯传》中公众最感兴趣的段落进行了评论。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杜拉斯在法国移民部的“殖民地之间情报资料处”任管理员，也做过宣传工作。在此期间，她的工资升了两级，可见表现出色。一九四○年五月，她与人合作发表了第一部著作《法兰西帝国》，她在书中赞美法国的军队和殖民主义，歌颂侵占殖民地的法国元帅利奥泰和加里埃尼的功绩。但人们不能因此便指责她是殖民主义者，因为她出生在交趾支那，她的父亲在她五岁时病故于东京湾，殖民地就是她的祖国。杜拉斯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也表示：“我当时甚至没有想到反殖民主义的问题。人们总是忘了我是以印度支那语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会考时我的印度支那语是二十分，历史则是零分。”
　　杜拉斯对金钱显得贪婪，尽管她现在已腰缠万贯，但是要她付钱时仍“痛苦不堪，好象挖她身上的肉一样”。年近八旬的她还不忘记可以把《情人》改编成影片来赚钱，这一特点来源于她母亲玛丽·多纳迪厄。玛丽于一九一八年守寡，要抚养三个孩子，为此她在一九二四年用全部积蓄在柬埔寨的贡布省买了一块地。但是在充满欺诈的殖民地里，土地管理部门竟没有一个人告诉她这块土地无法耕种，因为它每年都要被海水淹没六个月。玛丽满腔怒火，却不肯向命运低头，她顽强奋斗，直至破产。杜拉斯的头脑中始终萦绕着这种悲惨的境况，正是这种创伤使她养成了对金钱抓住不放的习惯。
　　杜拉斯是第一个敢于承认自己酗酒的女作家。她每天要喝五升红酒，其他饮料如苦艾酒、威士忌、苹果烧酒等还不包括在内。酒精中毒曾使她的肝破裂，使她瘫痪、昏迷、脑栓塞、疯狂，三次使她处于死亡的边缘。直到一九八五年，她因患肺气肿进行气管切开术并插入金属导管后才戒酒。酗酒自然不是美德，阿兰·维尔贡德雷是这样解释的：“因为首先她爱喝……因为酒精开辟了未知的空间。它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取消了一切禁令，使人更为自由。酒精消除了无数人的孤独……消除了人类环境中不可回避的、荒诞的空虚。酒精有助于忘却这种孤独，这种由孤独而感受到的、无法摆脱的悲哀。”这看起来是在为酗酒辩护，其实正是杜拉斯心境的写照，也正是她作品的基调。杜拉斯虽然声名卓著，但内心却十分孤独，尤其是在一九五八年她改编《广岛之恋》的电影剧本时，由于无知而未在合同中写明自己的正当要求，而且竟然没有一个人提醒她，以至于她未能从影片的发行中获取应得的报酬。从此以后她就和她的母亲一样，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始终都在受人敲诈和被人欺骗。也正因为如此，她一直把最珍贵的感情埋在自己的心中：“我要永远隐瞒的东西，就是我的爱情。这些爱情是属于我的，不是属于其他任何人的。”
　　阿兰·维尔贡德雷没有作任何调查，也没有翻阅杜拉斯的私人信件，然而他所写的传记却是完全真实的，因为他所写的主要是资料中查不到、杜拉斯本人又不愿说的东西。人们往往把名人看得像情人一样十全十美，其实这种信念并不可靠。所以阿兰·维尔贡德雷把这本传记题献给他的妻子和杜拉斯，唯其如此，站在读者面前的杜拉斯才不是人工雕琢的偶像，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实实在在的人，从而才能久久地留在读者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