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藏书到底有没有什么秘诀。按照简单的逻辑，只要有一间房子，若干资本，到书店里买下、运回、摆好，就行了。事实上当然没有这样简单。从前有不少藏书家都曾写下过他们的心得，读起来也头头是道的。可是想照抄照搬几乎都行不通。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一旦变化，即使是头等的经验，往往也只不过成为美丽的空想而已。
回想自己的买书，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足以称为经验的东西是没有的。例如，藏书家大抵都有自己独特的搜求目标，或戏曲、小说，或方志、杂史，板画、禁书、弹词唱本……都可成为一种专藏的特色。我这里说的是二三十年前读书界的风气或“时尚”。象这样特定的目标，在我说并没有。我的最早跑跑书坊，原也不是完全没有目的，那就是想找点晚明野史看看。后来发现，当一些通常习见的册籍一旦粗备，就再也难以发现什么新奇可喜之物。当然，有也还是有的。如傅节子抄的“明末五小史”，原也不过是百来年前抄成的东西，但从“九峰旧庐”拿出来时，就已装在特制的楠木匣子里，用大红洒金的书皮装订，成为十足的“宝贝”了。我诚惶诚恐地翻了一下，连价钱也没有打听。
买书是时时需要有新鲜事物的刺激的。不只是新书，旧书也一样。不必说十年前，就是现在，我们也还没有达到想读什么，就能在书店里买到什么那样理想的境地。只能从书架上幸运地偶然发现，并买到自己所欢喜的东西，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逛书店的乐趣，看来恰恰也就在这里。过去我的走走旧书坊，采取的就是一种“人弃我取”的“方针”。这样做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不是众矢之的，就可以摆脱竞争的麻烦，也免去了力不能及的高价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不为人们注意的东西，数量往往较大，新鲜的、未之前见的书本可能出现的机会也较多。而这正是十分重要的，读者最不能忍受的是那种一片荒漠、没有生机的可怕景象。
这样，我多年胡乱买书所得，比例最大的就只能是明清人的集部。
集部书是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的，特别是那些并非“名人”的作品。这当然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事物往往有另外一面。非“名人”的作品，未必就不足观；如果我们能进一步从“艺术第一”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就可以从作得不一定怎样“漂亮”的诗文中发现值得珍重的东西。我这里所指，就是思想史、社会史的大量纪录与素材。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注意及此了。如果说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还没有摆脱诗的范围，到了厉鹗作《宋诗纪事》、陈田作《明诗纪事》……，就大踏步地离开了“文学史”的樊篱。但能注意到这种变化的人是不多的，人们往往总是离不开“文学”、“文学”。钱谦益作《列朝诗集》并撰集“小传”；朱彝尊作《明诗综》，也写了“小传”，后来为人辑成《静志居诗话》。方式不同，用意则一。这都不是什么纯文学的著作。一九六五年出版的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就是最晚出的一部出色著作。邓先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写在序言中。他首先提出黄宗羲“当以诗证史，不当以史证诗”的意见，进一步说道，“诗有异于史，或为史所无者，斯足以证史，最为可贵。”邓先生这书，与其说是一部文学史的著作，还不如说是一部历史学的著作。他为每一个“诗人”所写的评传，也显示了非凡的功力，虽然某些见解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总的说来是极好的一种开山之作。读了以后，使我们对那个动乱的大时代的面貌能获得一个大致的理解。虽然限于作者的识见与原书的篇幅，所入选的作品还是太少了。
还不能不提到的是阿英同志。阿英是藏书家，但却不同于藏书家中的“庸流”。他也是对清人集部有浓厚兴趣的一人。他的收藏目标集中在鸦片战争前后直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期。这种书在二三十年前真是汗牛充栋，没有受到图书馆的应有重视，被划在“善本”的线外，大量地落入了还魂纸炉。阿英以个人的微力，经久地、孳孳不倦地收集、研究，那结果就是“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几部“文学集”，还有《晚清文学丛抄》。这些著作的学术价值今天是有目共睹的了，但在他进行收集、研究的当时，是很少有人懂得那意义的。阿英走着一条寂寞的路，他也终于走出了一条路。
刚才看到许涤新同志的《百年心声》，如作者所说，这是一部“中国民主革命诗话”，当然是一部新型的“诗话”，那办法似乎也可以为上面的说法张目。
现在就来随手找两本书谈谈。说随手，一以说明这只是一点漫谈，没有系统；此外也想向读者告罪，目前还只能在随手发还的几本旧书里找一点材料，即使想有些系统，事实上也困难。
最近因为重新上演了京剧《恶虎村》、《连环套》(只“拜山”一折)，人们对施不全和彭鹏关心起来了。纷纷议论他们是不是“清官”，他们的业绩是“除暴安良”呢还是“镇压了农民起义”？泛论了好半日没有什么结果。恰巧这两位不但都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都有“作品”传世。晋江施世纶撰《南堂诗钞》十二卷，有雍正中刻本；“闽中莆田彭鹏无山”有《中藏集》和《古愚心言》八册，康熙刻本。“诗人”施世纶的集子我没有见过，无法评论；彭鹏的集子我是有的。可惜现在回到手里的只是《心言》的第七册，所收都是“详文”，是康熙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他任三河县令时审理案件的文稿。但只这一册，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京东一带阶级斗争的面貌。这里收有旗人争地，庄民失盗，番役诬民为盗，详革勾旗乡耆，投旗邑民捏讼，驻防领饷等等有关案件的文件。可以看出，清初京畿一带因为出现了圈地、驻防这些新情况，新兴的满洲贵族庄田经济出现了，投旗、勾旗之类现象大量发生了，驻防的供养也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盗贼”的蜂起，自然是不足怪的。彭鹏是一个“能吏”，他的担子不轻，责任重大。虽然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却曾受到康熙帝的殷殷“垂询”。皇帝问道，“地方旗下庄头何如？”彭鹏回奏，“臣赋性戆直，从不狥私。四载以来，毫无姑容。旗人皆谅臣心，一一遵法”。这当然是官话，但也可以看出皇帝还是明白的，他知道主要的矛盾所在。彭鹏在皇帝面前，敢于吹嘘自己性情戆直，不狥情面，可见所谓“清官”的称号，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彭鹏说，“若使洵邑保甲不行，道里朦混，旗民杂揉，当时天语下询，臣何辞以对。”可见他是忠心耿耿并十分看重保甲的作用的。在“详稿”的开头又说，“为弭盗首、严保甲，旗民势必均编等事”。这就透露了当时复杂的斗争情况。“八大拿”中“霸王庄”的“皇粮庄头”黄龙基，看来就是这一类贵族庄田的主管，与《红楼梦》里的乌进孝是一流人物，与于六、于七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某种连系，情况实在复杂得很。不彻底弄清这些错综迷离的情况，只凭几条原则是作不出使人信服的结论的。
还有一本书是“江南程庭且硕”的《若庵集》，康熙刻本。原书四卷，现在只剩下卷四一册，是《停骖随笔》，内容却全的。程庭是原籍安徽久住扬州的大盐商，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六旬万寿”，他也跟随地方官员进京祝嘏。这随笔就是行旅日记。特别有趣也有史料价值的是对畅春苑等处的描写和祝寿觐见经过的记载。记畅春苑说，
“按畅春苑乃明季武清伯李皇亲园亭旧址，今上因之，置为御苑。苑周遭约十里许，垣高不及丈，苑内绿色低迷，红英烂熳，土阜平陀，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垣外行人于马上一时一窥见。垒垣以乱石作冰裂纹，每至雨后，石色五彩焕发，耀人目睛。玉泉山之水走十余里，绕入苑河内，复作琤琮戛
声，流出宫墙。苑后则列诸王池馆，花径相通。东则有悟真庵，尼僧也。西北则永宁观，羽士处焉；圣化寺，喇嘛处焉。正西则广仁宫，西南则万寿寺，皆缁流处焉。其余梵刹颇多，惟此数地为上所常驻骅云。苑门南向，匝以红栏。栏内立铜狮二，遍身作翡翠色。每当朝期，群臣方由此出入，其于平日，则有东红门二，西铁门二，惟视上所临御焉。”
祝寿的内容之一是由宝华僧众在西顶寺礼忏。此寺距西苑约五里许，“一水湾环，直达寺门，夹岸长堤，尽植桃柳”，关于“西顶”，程庭说：
“帝畿四隅，各有一顶，以寓四岳之象，西顶其一也。敕名广仁宫，内供女像三。中坐碧霞元君，右光明菩萨，左送子菩萨。珠冠龙帔，皆自大内所出者。今上五十年特发内帑修造，轮奂巍然，丹
焕然，御制满汉字碑文各一座，令内务总管大人一员，游击、千总、拨什库各一员，率披甲四十名，昼夜防护，其慎重也如此。”
康熙帝于畅春苑回宫，“庭等跪迎于西直门道上。巳刻，皇太后銮舆先入城，舁用阿监十二名，后车十二乘，悉皆朱轮黄幰，窗嵌玻璃，每一辆用阿监八人，居前挽靷者三，夹翼扶轮者二，殿后推毂者三，皆团花茜袄，绛帽黄缨，簇拥而行。少顷，则有华旗芝盖，月扇云麾，隼旟翠节，豹尾金幢，按队分镳，鱼贯鹤列，不敢少紊。执持者披天青袍，遍排织金寿字，次则教坊全部，象管龙笙，箫韶缓奏，融融怡怡。次则侍卫从官，蟒衣名马，各捧彤弓盧矢，宝剑鸾刀，金交椅、金几案各一，金盆、金盒、金提炉各二，瑞烟缭绕，香霭缤纷，中露赭黄曲柄小盖。夹道臣民，咸知圣天子将临，一时尽屏气调息，肃容伏谒。上御大辇，金碧璀璨，绮疏玲珑，舁用三十六人。诸亲王服团龙绣袍，珠冠玉带，徒步扶辇，和缓雍容。”
第二天，午门朝贺毕，帝后又返回畅春苑，“皇太后及诸后宫车乘驰过后，卤簿銮仪，若斧钺戈戟旌旄旗节之属，较昨陈列者迥乎不同，持仗宿卫皆乘骑矣。铙吹画角，嘹呖悠扬，则有绣服诸郎，各手控御马，共二十骑，騧骊骅骝，无色不备。……雉尾团扇中，御驾肩舆，异者十六人，舆四面不施轩櫺，就日瞻云，尤为亲切。伏见上服织金赭龙袍，外笼石青团龙缎褂。”
这些相当详尽的记录，出自亲历，写来真是历历如绘。如果与故宫现存描写清代诸帝活动的大幅画卷对照研究，则两百多年前皇家的具体仪制、服饰……，是可以掌握得较为精确的。这对写历史小说、摄制历史电影，都将有不小的帮助。在读以上这些片段时，不由得想起《红楼梦》里所写元妃省亲等场面，觉得那几乎全是写实，而非虚构。两者反映的正属同一时代的现实。程庭还仔细描写了他在畅春园里参观“皇会”和“买卖街”的详情，帝后乘船到西顶寺礼忏的场景，都是颇有文献价值的记录。程庭在《若庵集》外，还有一部笔记《蓉槎蠡说》，也是刊刻精美的康熙本。这位盐商，有许多著名文士的朋友，又喜欢刻书。在曹栋亭作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政的时候，程庭这样人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甘泉林苏门撰《邗江三百吟》十卷，嘉庆刻本。这是有关扬州的一部诗集，分“播扬事迹”、“大小义举”、“俗尚通行”、“家居共率”、“周挚情文”、“新奇服饰”、“趋时清赏”、“适性余闲”、“名目饮食”、“戏谑方言”等十个门类，共三百题。每题后有小序，然后才是诗。作者是阮元的舅舅和老师，曾经参加过四库全书的校勘工作。他对扬州这个地方的风俗、饮食、服饰……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仔细加以考察、记录。在地方性的“竹枝词”中，这是很有特色的一种，不象别的作者，只将兴趣集中在古迹、名人上面，他关心的却是当代的事物，特别是与城市平民有关的平凡琐事。这就很是难得。作者生活在乾嘉之际，正是扬州从极盛转趋衰颓的时会，恰好可以与曹栋亭那个时代衔接。如与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加以比较，就分明可以看出一个是庙堂或山林的，一个则是市井的。我觉得，这书有些象关于扬州的小型“百科全书”，当然只是在大体上相象，深广都还远远不能使人满足。但比起一百多年后出现的各种导游书，还是好得远。
在“新奇服饰”中，有“长耳挖”一题，注云，“此即俗名一丈青也。金银不一，妇女头上斜插之。”诗共两首，都不高明，但这注却可贵。原来《红楼梦》写晴雯用来向小丫头手上乱扎的就是这东西。曹家在南京、扬州前后住了几十年，雪芹的家庭里习惯使用江淮方言是毫不奇怪的。未必一搬回北京就上下一律改说“官话”。不料这却成为一种“把柄”，使雪芹的著作权都变得可疑了，实在不能说不是出于“意表之外”的。
此外在“蝴蝶履”条，详细说明制作方法，鞋帮“或全仰素缎，或杂色洋呢羽毛线绉宁
等”；“趋时清赏”记“厅上闹钟”云，“自鸣钟以定时刻。扬城趋时之家，间亦用之。近日有用闹钟设于厅上者，时刻周流转换。未换之先，隐隐声如击柝，一换则如撞洪钟声，时刻之分，原以钟声之数为定，此钟惟于时刻欲换之际，忽铿铿然如奏乐一般。闹毕即撞，撞亦以数定。厅上乃宾客往来之地，藉以骇人见闻。”“带三鍼表”云，“此亦定时刻之物也。用铜胎磁面，再加玻璃罩。内皆螺丝篆攒之，全藉法条为准。面上画如八卦，另嵌以针，走时罩内一望，针向某处，则知某时刻，正末几分。洋人一针表售出价不过数十金。近日面上三针，校定更准，其价更昂。扬城趋时人借定时名目，亦多于腰间佩带，以为饰观。”
这些时髦的“舶来品”，都曾在《红楼梦》中出现过。嘉庆中市面上还算是稀罕的东西，在织造府里大约若干年前就已在使用着了。
作者在“真宋板藏书”条，推崇马佩兮、秦敦夫，而对自己的外甥则颇不客气，他说，“阮伯元中丞，历年刊刻固多，收藏不少。试问盈箱满架，宋板耶？明板耶？真者能有几十函耶？”他还提到当时扬州的名画家，有郑板桥、罗两峰、张桂
、奚铁生、王椒畦、李复堂等，他对板桥的评论是，“郑板桥先生燮，兴化进士。以庶常改山东潍县令尹。晚年乞休归里，往来扬郡，字画易钱。时人但以字之怪、画之随意，不惜分金而换易之，而不知所擅长者则在闲言戏语题幅中多妙趣耳。”“郑公行世之字，皆尚古怪。余闻其中年学欧，因不能取炫于世，改而自成一家。小斋现藏‘竹疏烟补密，梅瘦雪添肥’一联板桥楷书真迹，笔笔中锋，迥非行世一路，可以证矣。”
这是同时人对板桥的看法，也是有趣的文献。特别赏识板桥题画的一点，则是颇有眼力的。
无论是彭鹏、程庭还是林苏门，都算不得诗人，在文学史里是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的；也为此，他们的集子经过一两百年之后也都邻于消灭。这是不公平的。他们的著作也自有其应该存在下去的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十分重视诗和文章，几乎成为判断文化遗产首先考虑的重要标准。太史公的《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远远高出它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无论是哪一门类的著作，想流传下去，首先的要求是文字好。《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这样的著作，也不能逃出这一通例。影响所及，古代的知识分子人人都想作文学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集部书。其中当然绝大部分是劣作，日就湮灭原也是难怪的。胡乱买了许多诗文集，翻阅的结果，象上面提到的几种，实在也真是凤毛麟角，这也是事实。
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史学家郑天挺教授的一个意见。他认为史料应该不只局限于“史”的资料，还应深入到各个人的文集之中，深入到方志、笔记之中去寻找。有许多到处找不到的历史资料，往往是被当做文学作品的成绩保留在文集中间的。这是很好的见解。现在，组织起更多的人力，有领导有步骤地深入到更深更广的领域中，发掘、分析、整理出新鲜而有质量的史料，制成索引，编作长编，这样的时机的确是已经来到了。这将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从苍白无力状态下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