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六月，郭老逝世的噩耗传到了中山大学康乐园。年逾八旬的容庚先生十分难过，当即与商承祚先生合拟唁电，委托曾宪通同志专程前往长堤电信局拍发。追怀与郭老将近五十年的交往，容先生心潮难平。他把历经动乱而珍藏着的郭老自一九二九年以来的来信翻检出来，一一细看，如对故人。曾宪通同志拍完电报来到容先生家中，容先生郑重地把这些信札交给他研究。曾宪通同志捧着这厚厚的一叠信札，深感份量之重，决心尽快将它整理出版。容先生对此极为支持，主动提供了尚未公诸于世的《颂斋自定年谱》和《颂斋日记》，这使书信的内容得到了许多有力的佐证。曾宪通同志竟五十余日之功，查阅郭老与容先生的有关著述，考订事实，诠释术语，理清学术讨论的线索，介绍郭老和容先生学术观点的发展，终于完成了这本《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的编注工作。这本书的出版，不但对研究郭老的思想及学术道路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近代古文字学发展史保留了一段佳话。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郭老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迫害，东渡日本，前后几近十年。对此，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四一年曾经说过：“十年内，他的译著之高，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再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这本书所收录的郭老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致容庚先生的五十六件书信就是这一“革命的努力”的珍贵记录。书末附载了曾宪通、陈炜湛合写的《试论郭沫若同志的早期古文字研究》一文，对郭老的研究道路及重要贡献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
这五十六件书信是写给容庚先生的，容先生是一个没有出场的主角。当我展读这一封封通信时，我不但为郭老的“革命的努力”所感动，同样地也对容先生的精神钦佩不已。郭老第一次写信给素不相识的容先生时，用“未知友”署名，我们现在用“‘未知友’的知音”来称呼容先生大概是不算过份的。
当郭老在日本开始研究古文字的时候，困难重重。正如他在信中所说的：“弟遁迹海外，且在乡间，万事均感孤陋”，“弟苦材料缺乏，复无可与谈者，殊闷闷也”。他在王国维先生为商承祚先生的《殷虚文字类编》所作的序中才第一次得知容先生的名字，于是冒昧投书，自署“未知友郭沫若”，时当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幸的是容先生并没有使郭老失望，也没有让郭老久候。尽管海天相隔，素昧平生，容先生依然热情地与郭老结成了文字之交，及时地给郭老复了信并寄去了郭老急需的绅
及秦公
的铭文。郭老在第二封信中写道：“奉书并蒙录示二器文，欣喜无似。”时为九月十九日，距前信不过二十余日。在书函往返的七年间，容先生对郭老在研究古文字方面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给郭老总共提供了多少件研究资料，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郭老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初版的解题中说：“本书插图多得自燕京大学教授容庚氏之惠借。”由此可见一斑。尤其是《殷虚书契前编》一书，郭老在《甲骨文字研究》初版《一年以后之自跋》中写道：“《殷虚书契前编》闻久已绝版，有之者珍如拱璧，鬻之者倚为奇货，故余始终未得此书也。去岁蒙容君希白远道见假，俾于检索上得无上之便宜，作者甚感其厚意。”奇货而不居，远道见假，一借就是一年，容庚先生的襟怀是不难想见的了。容先生不但向郭老提供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而且热情地帮助郭老发表及出版古文字研究著作。郭老的《臣辰盉铭考释》及《汤盘孔鼎之扬榷》两篇文章就是在容先生主编的《燕京学报》上发表的。郭老的第一部古文字专著《甲骨文字研究》录成后，容先生热心介绍给有关方面出版，后因故未果。之后，郭老关于铜器铭文研究的力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脱稿后，容先生又介绍出版，并应郭老之请，立即预支版税数百元，以解郭老燃眉之急(其时郭老为帮助一位出狱的友人治病，急需款项)。后出版事被搁置，然容先生并未追索版税。古道热肠，令人感佩。容先生的这种精神，五十年来未尝稍衰。就在七十年代末，广州一家医院有一位在药房工作的青年，有志于古文字研究，贸然登门，受到了容先生热情的关怀。从此这位青年成了容先生家的常客。容先生为他提供学习的资料，指点门径，答疑解惑。现在这位青年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攻金文的研究生了。
郭老与容先生通信时，容先生已经是古文字学界卓有成绩的学者了，正在燕京大学任教，并主编《燕京学报》。但他并不以“先进者”自居，而是认真听取郭老很多有益的批评与建议，修改自己的著作。郭老在一九三○年四月六日的信中写道：“武英殿古器复将由兄整理成书，甚欣慰”，“余意花纹形式之研究最为切要，近世考古学即注意于此……足下与古物接触之机会较多，能有意于此乎？”曾宪通同志在注释中认为：“容庚先生此后作《武英殿彝器图录》，开著录花纹之先例。读此信，似郭老之建议于此书之创例有所促成。”此外关于图形文字，容先生在《宝蕴楼彝器图录》中称之为“文字画”。其后在《武英殿彝器图录》中即采纳郭老意见，修改旧说，称：“此种图形文字，昔人多不得其解，吾友郭沫若谓乃古代国族之名号……其说是也。”我想容先生之所以乐于与一位“未知友”神交十余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四六年)，书函来往，切磋琢磨，正是为了提高古文字研究的学术水平。容庚先生常说：“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他希望别人超过自己，后来者居上。
读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明白，“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着郭老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拚命写作？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郭老能取得这么辉煌的研究成果？”郭老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态度，直至今日仍然是我们的楷模。我们希望学术界更多地涌现象郭老这样的研究家，我们同样也希望学术界更多地涌现象容庚先生这样的学者，让更多的“未知友”找到自己的知音。
(《郭沫若书简——致容庚》，曾宪通编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版，1.85元)